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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独秀与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创建——洪霓

  • 发布时间:2007-8-8 11:30:12 浏览:545
  •         众所周知,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广东共产党的发起者、组织者。他的这段历史功绩应被载入史册,使后人知道广东共产党诞生的来龙去脉及其重要意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广东共产党的创建人有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和两位俄国人米诺尔、别斯林等,在这诸多的创建人之中,最起主导作用的是陈独秀。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之后,即写信给广州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要他们在广州建立共产党组织。谭、陈、谭三人都是北京大学陈独秀的学生,参加过五四运动。毕业后回到广州,分别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法政专科学校任教。对于陈独秀来信,他们都热烈赞成。陈独秀对谭平山、陈公博等人说“现孙中山在广东建立政府,正是开展民众运动的好机会;为使民众运动获的发展,必须像上海,北京那样,建立共产主义者的组织”[①]。谭平山他们于1920年8月,第一步先组织起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广东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和建党的基础。
            1920年9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派米诺尔、别斯林两人来广州,由粤籍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黄凌霜(无政府主义者)引导,找到广州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区声白、刘石心等人,于1920年底成立了“广州共产党”。这个组织共9人,除米诺尔、别斯林两个俄国人是共产主义者,其余7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②]。”谭平山、谭植棠等没有参加这个组织。
            11月1日,孙中山和广东省省长陈炯明联合发出邀请信,聘请陈独秀来粤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为此事写信给李大钊等人,李大钊表示赞同,认为“既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带到广东去,又可以在广东发动共产主义者组织”[③]。陈独秀于1920年12月17日离开上海经香港,月底抵达广州。船经香港时,陈独秀会见了香港青年李义宝、林昌炽和张仁道,鼓励他们成立研究小组,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李义宝、林昌炽、张仁道三人后来成为香港青年团、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④]。到广州后,陈独秀与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商量建党事宜;又与“广州共产党”成员联系,研究党的组织问题,并将自己起草的“党纲”提交他们讨论。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在“党纲”写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条文。经过几次激烈争论,意见未能统一。陈独秀等人认为这一问题不能让步,必须与无政府主义者分开。而无政府主义者也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他们的基本观点相悖,遂宣告退出共产党组织。1921年3月,经过认真酝酿、准备,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和米诺尔、别斯林等,组成新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开始由陈独秀任书记,不久由谭平山继任。这才“开始真正的共产党”。据1921年的《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记载:“陈独秀同志一月来广州,与他同时来的还有B同志。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讨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也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于是,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宣布《社会主义者》[⑤]日报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正式机关报。党员共有9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和别斯林在内”。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沈玄庐、袁振英、李季正随陈独秀到粤工作,也参加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包惠僧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派遣,于5月到穗见陈独秀,也参加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这个小组当时还没有正式的名称(有的资料称为‘广东支部’或‘广州支部’),后来统称‘广州共产主义小组’”[⑥]
             广东共产党正式建立起来后,以《广东群报》为机关报。《广东群报》是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于1920年10月20日创刊的,该报出版前夕,陈独秀来信祝贺,希望他们“继承历史传统,激流勇进,以为民先驱的精神,肩负开发民智的重任,扫除旧社会一切陈规陋俗,决不随波遂流做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资本家之应声虫。”《广东群报》创刊时的宗旨就十分明确“(一)不谈现在无聊政治,专为宣传新文化的机关。(二)不受任何政党援助,保持自动出版物的精神”。还明确指出:现在的中国“所有社会组织的基柱,已呈锈蚀的现象,非向根本上重新改造,旦夕间就会发生栋折梁崩的危险”。因此,《广东群报》对于社会的责任,“就是担负新文化运动的宣传机关,去催促新社会早日实现”。[⑦]创刊初期该刊物曾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也登载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章。但在1920年底,陈独秀来广州后,在陈独秀的指导和影响下,以揭露黑暗社会、抨击腐朽制度和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为主。“它为广东共产党的建立作了舆论上的准备”。[⑧]成为中共广东党组织机关报后,面貌发生了崭新的变化,摒除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并从原来宣传“群性论”,转而重点宣传马克思主义。专门辟有“马克思研究”栏目,这些对启发民智和促进当时的社会文明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时,《新青年》杂志曾登出广告,称《广东群报》“是中国南部新文化运动的总枢纽,是介绍世界劳动消息的总机关,是广州资本主义制度下奋斗的一个孤独子,是广东十年来沉霾空气里的一线曙光”[⑨]
           《广东群报》成为陈独秀在广东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阵地。他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广州青年》一文,提出:希望广东青年应“做贫苦劳动者的朋友,勿为官僚资本家佣奴。”此后,陈独秀经常在《广东群报》上发表文章和演讲词,尤为著名的是他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以发表书信的形式开展辩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的第三次大论战。陈独秀针对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的个人绝对自由的观点,指出:“社会组织和生产事业,都必须有持续联合的方法,决不是一时乌合的勾当。”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之中,是“绝对没有方法自由逃出。”针对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取消法律,代之以群众公意的谬论,陈独秀指出:“若照先生主张用这种盲目的群众心理所造成之随时变更的公意来代替法律,实在要造成一个恐怖的社会。” 陈独秀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善良教育”的谬论,指出:“善良教育未普遍以前,无政府主义是不能实现的了,那末,在私产政府之下,有何人施行普遍的善良的教育呢?”驳的无政府主义者体无完肤。后来陈独秀将这6封书信以《讨论无政府主义》为题,发表在《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上。
    陈独秀对谭平山等人说:“现在号称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真真假假分不清,我们要像上海北京一样,举办马克思研究会,提高革命的理论。”经大家一致同意,很快就组织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员80多人,阮啸仙、周其鉴、张善铭、黄学增等都是该会的主要成员。
            为了培养基层宣传骨干,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宣传员养成所。陈独秀提议由陈公博任所长、谭植棠任教务主任,谭平山、谭天度等为教员。他亲自以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名义,向省政府申请拨发经费。养成所办了几期,每期五、六十人。许多会员毕业后成为优秀革命骨干。如1928年任广州市委副书记的李耀先就是该所的学员。
            陈独秀很重视组织工人,建立工会。他和谭平山等组织发动机器工人、海员工人和铁路工人建立工会。还在广州河南机器总会内举办工人补习学校。该校成立董事会,由陈独秀、谭平山、许崇清等组成,谭天度、黄裕廉任班主任,有100多人参加学习。还创办一间俄语学校,陈独秀请米诺尔夫妇任教员。在教俄语时,向学员介绍马克思主义原理、现代思潮、俄国概况和世界平民文学。还举办“注音字母教导团,”吸收中小学校教师参加学习,陈独秀等人常来这里发表演说,宣传马克思主义,使教导团成为广东党组织活动的一个阵地。
            仅在1921年春,陈独秀便先后到广东法政学校、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理发工会、女界联合会等处发表演说,发表文章、通讯达40多篇,分别刊载在,《广东群报》、《劳动与妇女》、《新青年》等报刊上,大力宣传劳动创造世界,主张实行社会主义等新思想。
            陈独秀从广东共产党的创建,到1921年9月离穗去上海这段时间,他除了做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工作以外,还为广东党组织的创建和创建初期做了大量工作,流了不少辛勤的汗水,在祖国南疆布下了革命的种子,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
    陈独秀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之一,是因为他较早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他对中国共产党和广东地方党组织的成立,在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培养干部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早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陈独秀曾先后三次留学日本,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留学生中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爱国运动。回国后,他继续参加宣传爱国和宣传革命活动。曾在家乡安徽组织一个由先进知识分子组成的秘密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这个组织推动了安徽的革命运动,后来积极支持和参加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之后,陈独秀针对北洋军阀为维护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宣传封建传统思想、攻击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逆流,他在上海创办一个思想刊物———《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发表新文化运动,声讨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1917年春,陈独秀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为该校文科学长。期间,他在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反对封建军阀专制,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孔教;提倡科学,提倡文学革命。这时陈独秀以是文化运动的著名倡导者和主将,对当时的青年一代,有着巨大的影响。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就是结论。”作为中国先进分子的陈独秀,就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
            五四运动前一年,陈独秀与李大钊创办一个政治性刊物——《每周评论》,他亲自写了《发刊词》,为该刊宗旨定下基调。该刊发表许多文章抨击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和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是这个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露巴黎和会的反动实质和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启发广大人民群众觉悟,推动运动向纵深发展。通过五四运动的实践,陈独秀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他先后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革命》、《谈政治》、《讨论社会主义》等文章,宣传社会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为他创建中国共产党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陈独秀之所以能够在广东比较顺利地建立起共产党组织,除了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三个学生在这里作得力骨干外,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就是他被陈炯明聘请为广东教育行政委员长。陈炯明此时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粤军回粤之前,苏俄曾派代表到福建漳州粤军驻地同他会谈。粤军返粤后,陈炯明即请陈独秀来粤主持教育,以示改革教育、刷新粤政。利用这个职位之便,有利于掩护秘密建党和开展各项工作,免受当局的怀疑和阻挠,有些事情还可以合法的面目出现,得到当局的支持和帮助。如办《广东群报》、《新青年》、《劳动与妇女》和宣传员养成所的经费都有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列入“每年教育经费预算表”内,这样,这些报刊和养成所不但取得合法的地位,也解决了经费问题。宣传员养成所学员毕业之后,也由教育行委员会负责分派工作,到基层开展宣传。这些都为广东共产党的创建以及创建后展开工作,开了方便之门。
            由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的重要影响,和创建中国共产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缺席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领袖。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长。历任四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时,谈到了陈独秀: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1921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⑩]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工作方针》中,又一次谈到了陈独秀:“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个《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11]
            陈独秀不但对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创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且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一生做了两件对历史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的大事:一是提倡科学与民主;二是创建中国共产党。
    今天,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刻,抚今思昔,溯本究源,不由然地追思建党先人的丰功伟绩。鉴往知来,承先启后,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更坚强、更伟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继续领导全国人民实行改革开放,向更高、更伟大的目标奋勇前进!
     
     
     


    [①] 《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  第46页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②] 《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见《共产主义小组》(1)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③] 参见张国涛的《我的回忆》第1册,第127页,香港《明报》月刊(1973年出版)。
    [④] 参见《访问梁复燃先生记录稿》,1964年,油印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存。
    [⑤] 是《广东群报》之误。见《中共广东省组织史资料》第1辑  第1页 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省档案馆编  1986年6月出版
    [⑥] 《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1卷  第47页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⑦] 《筹办群报缘起》,载《广东群报》,创刊号,1920年10月20日出版
    [⑧] 《广东革命报刊史1919——1949》第52页 叶文益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
    [⑨] 见《新青年》第九期第二号,1921年6月1日出版
    [⑩] 《如何研究党史》、《党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
    [11] 《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