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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革命时期中共广东党组织的统战思想与实践——王国政

  • 发布时间:2007-8-8 11:33:01 浏览:518
  •         中共三大和国民党一大先后广州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正式建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广东是大革命的发源地和国民革命运动的重要区域,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主体的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情况综错复杂,中共广东党组织在周恩来、陈延年等的领导下,针对不同情况,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在国民党右派进攻面前,进行抵制和斗争,并在全国率先发动以武装斗争来反抗国民党右派的屠杀政策。
            在中共三大之前,中国共产党已和中国国民党开始酝酿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国民革命。中共广东党组织创立后,力量薄弱,为了生存、发展和开展革命活动,需要支持者和合作者。中共广东党组织很早就和国民党广东组织有了初步合作。从1920年10月起,中共广东党组织的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创办了《广东群报》、《劳动与妇女》等报刊,陈独秀也把《新青年》迁到广州出版。这些报刊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也宣传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及其活动。为这些报刊撰写文章的不仅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①]。而此时,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对社会主义思想表示同情。孙中山一直奔走于海内外,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接触过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他自己认为,他的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正当他领导的革命遭受失败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却获得成功,这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他殷切希望学习苏俄的革命经验,表示“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②]。不久,共产国际派马林到中国,与孙中山进行多次交谈,加深了共产国际、苏俄和孙中山之间的相互了解,为孙中山决定联俄联共政策,创造了良好的开端。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国民党党内的头面人物如朱执信、廖仲恺、林修梅、胡汉民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认真研究,连陈炯明表面上对社会主义也很表同情。在此情形下,国民党控制的广东地区对中共广东党组织采取宽容和友好的态度。中共广东党组织利用与国民党的友好关系,积极培养革命骨干。陈独秀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介绍谭平山担任教育委员会副委员长,由教育委员会拨出经费,举办宣讲员养成所,陈公博等中共党员任所长和教员,培养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等理论的宣传骨干。1921年《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指出:“这个养成所的存在取决于政治关系,我们只能暂时利用这种关系”。这里所说的“关系”指的就是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共广东党组织成立之初,便致力于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对以经济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早期工人运动也采取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两党在这方面曾进行过合作,两党党员曾到广州、佛山等地的工人中去,组织工会。在1922年初的香港海员罢工中,中共广东党组织和国民党广州组织都对此给予大力支持。中共广东党组织与国民党人一起参加接待罢工工人,通过演讲、散发传单、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等方式,声援罢工工人,使罢工最终取得胜利。中共广东党组织与国民党早期接触和公事,有利于双方的继续发展与合作,为后来的国共合作的酝酿和实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22年4月底5月初,中共在广州召开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会议虽未通过国共合作的决议,但与会同志已认识到与国民党联系的必要性。1922年8月,中共西湖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党人的建议,积极筹备改组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边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两党合作活动在中心是在广东。进一步推动国共合作的许多具体工作,就历史地落在了广东党组织的肩上。中共中央为充实对广东革命运动的领导,先后派遣了瞿秋白、林祖涵、毛泽东、邓中夏、罗亦农、张太雷、恽代英、李富春、蔡畅、邓颖超、穆青等一大批领导骨干到广东工作。1924年10月,中共广东区委重新成立,由周恩来任委员长。1925年由陈延年接任。在复杂多变的政治斗争中,广东党组织结合广东的革命斗争实际,真诚地与国民党合作,同时针对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及其对革命的影响,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
    首先,明确革命对象,团结同盟者,打击主要敌人。革命首先要分清敌、友、我三方。广东党组织明确提出革命的对象,“不论帝国主义、军阀政客、官僚或是买办与洋货商人,他们统统都是革命的对头”[③],“扰乱中国的两大障碍物:一个是国际帝国主义,一个是国内武人政治。我们民众要期统一与和平,须要打破这两大障碍物。”[④]一句话,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个共同的目标也是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形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对付共同的敌人。周恩来相信革命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革命有极其强大的后盾,认为“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⑤]
            工人阶级这个时期的同盟者,主要指的是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觉悟高、战斗力强,可是人数少、力量小,必须依靠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阶级。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农民如果没有发动组织起来,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农民问题,是革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广东党组织把农民当做革命队伍的重要一环,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周恩来等认为“工农群众为国民革命之中坚”[⑥]
            对城市小资产阶级,广东党组织认为这也是革命队伍中的一支基本力量,强调无产阶级要“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⑦]
            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革命开始阶段,他们会参与革命,有革命的要求,但当革命发展到高潮,革命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他们的软弱性、妥协性便会暴露出来,“在革命的长期争斗中,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常摇摆不定”,[⑧]革命者必须警惕资产阶级这种革命的不彻底性。广东党组织的这个观点,为以后的事实所证明。
    其二,唤起工农,形成统一战线之中坚。工农群众是国民革命之中坚,是统一战线大同盟中的主力军。唯有唤起工农,武装群众,才能锻造出一支坚强的革命军来,才能防止统一战线中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才能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完成国民革命的目标。周恩来对这个问题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对工农运动一向大力支持,积极领导,大声疾呼:“吾革命之工农阶级乎!其速自起!其速联合!其速组织起吾人自身唯一可恃之革命力量!”[⑨]在第一次东征途中,周恩来指示揭阳党团负责人:“你们要发展‘大学’(共产党)和“小学’(共青团),特别要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并动员较成熟的加入国民党,左右革命权力,要争取先机,不然,右派势力大了就难办。”[⑩]要求潮梅地区尽快发动群众,建立党团组织,培养革命势力。   
            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五卅”运动。广州、香港的工人发动省港大罢工。周恩来大力支持工人的革命斗争。7月31日,他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热情歌颂工人的革命行动,“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号召工人们“休戚相关,守望相助,我们知道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东征期间,周恩来特赠“反帝国主义先锋”锦旗给省港罢工委员会,表示“本署同人,愿为诸君后盾,坚持到底,以争最后之胜利”。[?]他就任东江行政委员时,把对“工农状况之调查、生活之改善、新知识之灌输”[?]列进东江行政会议的议事日程,作为会议讨论的内容之一。
            广东党组织极为重视农民问题。周恩来在东征期间,他每到一地,就召集农民开联欢会,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发给枪支弹药,使农会有能力对付地主阶级的民团。第二次东征到达五华时,他指示送给五华县农会100多支枪,大大加强了五华农民武装力量。当东征军攻下海丰城后,周恩来指令第一军政治部李侠公把缴获的400多支枪发给海丰党组织,充作武装农民之用,有力促进当地农运的发展。他在担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期间,对所属各县的农民运动满腔热情地支持。在毛泽东主持的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里,周恩来担任教员,讲授《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课程,阐述了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互相配合的关系,为培养农民运动干部作出了贡献。
            其三,建立直接掌握的武装,支援工农运动。掌握革命的武装是保证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条件,周恩来引用卢森堡的一句名言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进一步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在统一战线内,也必须要有革命的武装作后盾,然后才能论及合作,才能论及革命领导权。周恩来在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期间,亲自指导组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铁甲车队的指挥人员是由中共广东区委派去的共产党员,队内所有人员的调配,均由中共广东区委决定。
            1925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征得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的同意,决定在第四军中组建一个独立团。周恩来亲自指导建团工作,以黄埔军校共产党员学生为骨干,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由共产党员叶挺担任团长,共二千多人,进行严格的训练。该团有着坚强的党性和强大的战斗力,是工农革命运动的坚实后盾,对右派的分裂活动起着威慑的作用。这支后来被称为“叶挺独立团”的部队在北伐战争中所向披糜,赢得“铁军”的殊誉。大革命失败后,它参加了三大起义,成为中共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力量。毛泽东在谈到中共早期军事斗争时曾指出:“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这一部分军队的创建,周恩来是付出了极大心血的。   
            其四,采取灵活政策,在斗争中求团结。周恩来在复杂的斗争实践中,注意到统一战线中各阶级的革命性,又看到“各阶级都有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尤其是在民主政治的实践期中,他们更有各自获得的利益。”因此,“不同的阶级性反映到国民党内自也形成了各派。”[?]随着革命的深入,国民党左、中、右三派的分化越发明显。周恩来指出,在国民党三派中,左派是革命的,中间派是有革命的倾向,而“国民党右派是永不革命的,是永远希望和军阀帝国主义勾结的。”[?]统一战线必须依靠工农群众,团结国民党左派,与中间派的妥协性作斗争,对他们进行帮助教育,在斗争中团结大多数,从而孤立和打击右派。
            斗争是为了团结,在对待统一战线问题上,广东党组织是坚定主张与国民党革命势力合作的。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一文中反复说到:“站在革命前线的共产主义分子,自应与国民党密切地合作,才有打倒我们共同敌人的可能。”[?]另一方面,他批判国民党右派分子诬蔑工农运动和打击工农运动的行径,提醒革命者警惕右派分子分裂革命的阴谋。
     
            如何确保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是发展统一战线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党内有两种错误思想,一是认为现阶段既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革命的领导权便理所当然归资产阶级,工农大众在革命中抬轿子就行了;另一错误思想认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所以革命领导权便“天然”地落在无产阶级的手中,不用去争。这两种错误思想本质上都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对统一战线有着极大的危害。广东党组织态度鲜明地肯定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我们知道,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确保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自主,周恩来指出:中国共产分子必须加入国民党,共同奋斗。但这不是说中国共产党便失其独立性质而并不应该再有何独立主张”,相反,“共产党人从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荫蔽共产主义的旗帜”,“我们除宣传主义外,还时时有将政见宣布的必要。”[?]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内部加速分化,除原有的老右派外,又出现了一批掌握实权的新右派,它的代表人物便是蒋介石。
    国民党右派刺杀了国民党左派代表廖仲恺先生,掀起争夺领导权的狂潮。廖案发生后,在广州的共产党人一致认为:“这是国民党右派计划的阴谋,这是反共的一个讯号。”[21]周恩来奋笔写下《勿忘党仇》、《沙基惨案与廖党代表之死》等文章,哀悼廖仲恺,号召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反击右派的进攻。周恩来是“廖案检查委员”,亲自提审疑凶,驱逐了国民政府内部与廖案有牵连的右派分子胡汉民、许崇智等人,给右派以沉重的打击。       
            由于廖仲恺被刺,胡汉民、许崇智被逐,新右派头目蒋介石在政界和军界的地位直线上升。蒋介石觊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早有时日,早在第二次东征途中,蒋介石就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要周恩来把第一军和军校共产党员以及跨党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他。周恩来识破了他的意图,以“此事关系两党,须请示中央”为由应付过去。后来蒋介石更露骨地向周恩来提出,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遭到周恩来的严词拒绝,挫败了蒋介石的试探性进攻。但蒋介石排共、限共、篡夺军权的野心已暴露无遗,并积极准备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来打击共产党。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周恩来与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商定了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策略,提交中央,拟定在大会上开除右派分子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回击逐渐暴露右派面目的蒋介石。周恩来分析了蒋介石的军事实力:“蒋介石的第一军只有三个师,而且第二师师长王懋功接近左派汪精卫,除第一军外,都不是蒋介石的。”[22]凭此时蒋介石的实力,他是不敢翻脸的。当时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左派占了绝对优势,完全有可能实现上述计划。然而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对此计划并不同意,认为这样会吓跑右派,统一战线会瓦解,决定妥协,对国民党右派进行无原则的让步。国民党二大后,右派势力大涨,对统一战线构成极大的威胁。1926年3月,蒋介石炮制了“中山舰事件”,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并逮捕了李之龙等共产党员,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软禁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并强迫他们退出第一军。
            周恩来异常愤怒,亲自到造币厂去严词质问蒋介石。周恩来、陈延年、毛泽东等主张“蒋介石在政治很反动,应该给予反击或把他搞掉”,[23]并认真分析当时的形势: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有五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蒋介石当时直接掌握的只有第一军,而第一军中共产党员有很大的影响,且在广州附近,还有共产党直接掌握的叶挺独立团,有二千多工人纠察队员和十多万有组织的工人,蒋介石的羽毛尚未丰满,他是极为脆弱的。但陈独秀过高估计右派的力量,认为“我们的力量不足以镇压蒋介石”,“主张采取退守——让步的策略”。[24]蒋介石的政治冒险得逞。  
            蒋介石得寸进尺,接着抛出整理党务案,进一步打击共产党。远在上海的陈独秀再次采取妥协退让的错误策略,表示“贵党‘党务整理案’原本关及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定,他党均无权赞否”,[25]并派彭述之、张国焘到广州,压制周恩来、陈延年等人的不同意见,用不正派手段接受整理党务案。这样,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便垄断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篡夺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统一战线面临着分裂的严重危险。
    1927年4月上旬,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开会密谋,确定了反革命政变的计划。中共广东区委下令各地准备对付反动派,并指定专员赴各地负责指挥,拟于5月初举行全省总暴动。可反革命政变提前发生。面对白色恐怖,中共广东各级组织毫不畏惧,毅然发动工农武装起义,从4月至7月,广东共有30多个县举行了起义,建立革命政权。这些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先河。
            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共广东组织继续发动工农武装起义。至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由广东区委改称)举行联席会议认为,国民党已经变成军阀的工具,决定不再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的名义,“一律废除青天白日旗改用红旗”,至此,中共广东组织与国民党宣告完全决裂。
     


    [①]陈公博:《寒风集.我与共产党》
    [②] 《致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
    [③] [③]:周恩来《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警告反动商团示威运动大会上的讲话》,《双十屠杀特刊号》(1924年10月10日)《农工旬刊》出版社。
    [④] :周恩来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时的题词
     
    [⑥] [⑥]:周恩来《工农阶级与广州市选》,《农工旬刊》第九期
    [⑦] [⑦]:《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⑧]:《第一次东征期间周恩来同志在揭阳的讲话》,揭阳革命老人回忆材料
    [⑨]:周恩来《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工人之路》特号第37期
    [⑩]:《工人之路》特号第246期
    [?]:周恩来《第一次电告东江行政会议》电文,《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17日)
     
     
    [?] :周恩来《评胡适的实力》,1922年12月15日
    [?]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直排本)第535页
    [?] :《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 :《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响导》周报第92期
    [?] :《人民周刊》第34期
    [?] :周恩来《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工人之路》特号第37期
    [?] :《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21]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出版
    [22] :《关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卷)
    [23] :《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24]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4月19日)
    [25] :《中国共产党为时局及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致国民党书》,《中国共产党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三册),中国人民大学1979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