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运动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学术交流 > 农民运动
  • 简析毛泽东主办广州农讲所时写的两封信——王国政

  • 发布时间:2007-8-8 11:54:47 浏览:1273
  •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广州写的两封亲笔信在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被发现。这是毛泽东1926年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写的信,应视为信史材料,对研究广州第六届农讲所的历史有很大帮助。
        这两封信与广州农讲所有莫大关系,现全文照录如下。
     
    信(一)[①]
    克文兄:
    陕西办事处特别委员会可以指定下列五人为委员:亢维恪、李维屏、李秀实、王述绩、杜松寿,以亢维恪为书记。

                                         泽东    十六日

    (二)[②]

    克文兄:
        云南办事处负责人,学生内可以指定周霄、陈能新二人(原函旁注:书记可指定周霄)。周颇好,陈亦比较的好。其余一人,据新滇社云南同志王懋庭说:宜指定一现在昆明进行党务及民众运动的同志,方足以资联络,据他说有李鑫同志者,北京农大毕业,在滇从事工作,可胜此任,特此奉闻,请酌定。(原页上注:王君今日来农部奉谒,已见否?)云南办事处简章,学员们已写好,请核准。各省经费不宜呆定,每人发薪三十元,恐怕他们援以为例,事情未做,一点钱都做薪水瓜分了。此点于他们领钱时,兄宜为之说明:要经济的用,可以不发薪水的便不发薪水,不需要发三十元的便不发三十元,三十元是至高度的数目,务宜节出一点钱作活动费。今天无船开,明天大约有一只船开,到明天剩留的便在一百人以内了。路费竟超过小洋三千元,前交政委预算数目太低,除直、察两省外均不够。譬如四川,前只定大洋五十八元,现须加至七十四元,此数据学生说还是很紧张的,因宜渝间上水船价特贵。每人增加十六元之多,四川学员二十五人共增四百元,其余各省均须增加,每人大洋月二元、四元、六元、八元、十元不等,故总数在小洋三千元以上。明日即可做好公文,连同路费增加理由表,请农部转政治会议议决。《农民问题》丛刊已印出十七种,先付上两份,我兄一份,甘先生一份;其余有十种已付印,不久可出;有约二十种尚在编缮中,印出尚需时日。一俟印出,当付若干与我兄、甘先生及农部。甘先生同此。敬颂
    日安!
                                            弟  泽东上
    九月十七日
        再:江西农运以前成绩太坏,宜由尊处指定学生五人组一农运委员会,在省农民部下做指挥农运的工作。江西不宜设办事处,因已有省党部,然农运委员会则十分必要。江西学员中颇有几个好的,可以任委员。陕西的亦宜设委员会,不宜用办事处,亦因已有省党部,愚见如此,祈酌定。
                                           
    云南农运特派员
    原  名     符  号
    周  霄     邹  孝
    陈能新     熊  新
    邬光璧     武光国
    施瑞林     方  瑞
    李敬民     吕  兴
    罗  彩     林  实
    黄丽生     邝定锦
    朱毓光     牛  光
     
         以上为两封信的全部内容。信函为印制版纸,竖式书写,版头从右至左印有繁体字:“中國國民黨農民運動講習所用牋”,页脚正中从右至左印有繁体字:“所址——廣州市惠愛路番禺學宮”。
    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在大革命时期,由共产党人倡议在广州创办的,于1924至1926年间共举办过六届,其全称先后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讲所实际由共产党领导,其主持人全为共产党员,第一至五届主持人称主任,第六届则称所长。其中第一、二届所址在越秀南路惠州会馆,第三、四、五届所址在东皋大道一号省农会内,而第六届所址正是在惠爱路番禺学宫——今中山四路42号,第六届农讲所的所长也正是毛泽东。
    第五届农讲所于1925年12月结束。为了讨论续办农讲所问题,1926年2月8日,有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常务会议议决:准拨番禺学宫供随即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应用。[③]番禺学宫原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官学校校址,占地面积比东皋大道一号陈恭受逆产大得多,正适宜举办全国性的农讲所。1926年3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开会,决定举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议决聘请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④]为了配合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向全国20个省区招收了327名学员,教员有萧楚女、彭湃、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阮啸仙、周其鉴等共产党员,也有甘乃光等国民党人。毛泽东亲自给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三门课程。5月3日开学,进行农运培训。毛泽东将学员按不同省区组成了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云贵、两广、福建、浙江、山东、奉直、豫陕、三个特别区共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就36个问题让学员进行学习讨论。综合学员讨论和调查材料,毛泽东编印《农民问题丛刊》。
        《农民问题丛刊》原计划编印52种,因种种原因,只出版了前26种,真正由农讲所编印出版的其实是24种,第19种和第20种有单行本,但非农讲所编印。毛泽东在信中提及的前17种《农民问题丛刊》是:1、《孙中山对农民之训词》;2、《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3、《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宣言》;4、《广东省农民协会章程及农民自卫军组织法》;5、《广东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重要决议案》;6、《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重要决议案》;7、《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对于农民运动决议案》;8、《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9、《农民合作概论》;10、《列宁与农民》;11、《农民国际》;12、《俄国农民与革命》;13、《中国农民问题研究》;14、《土地与农民》;15、《苏俄之农业政策》;16、《社会革命与农民运动》;17、《日、德、意三国之农民运动》。毛泽东为丛刊写了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提出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一重要论断。
        这两封信都是毛泽东写给陈克文的。陈克文,广西岑溪人,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信中提到的“甘先生”,即甘乃光,广西岑溪人,时任国民党农民部部长。甘氏在第六届农讲所讲授《中国国民党史》。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于1926年9月11日结束,318名学员毕业,学员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原籍从事农民运动。毛泽东在16日和17日写的信,年份当是1926年9月,正是学员毕业遣送期间,从信的内容看,毛泽东谈的也正是学员的毕业分配以及学员回原籍应发路费等问题。
        前五届农讲所学员主要来自广东,学员毕业后也主要是在广东从事农运工作,而广东革命政府支持农运,学员在农村从事农运,有政府保护。因此,前五届农讲所皆有学员名录。而第六届学员则来自全国各地,许多地方仍处在军阀统治之下,学员毕业后是需要回原籍工作的,为安全起见,第六届农讲所没有拍集体照,也没有编制同学录,在《中国农民》对第六届农讲所的记载中,也只提各省学员的人数,而不列具体名字。现在农讲所纪念馆所存第六届农讲所学员档案,都是解放后通过访问幸存学员以及其他间接调查所得,名录不全。毛泽东这两封信,作为确信史料,可以印证我们的调查材料。毛泽东16日信中提到的亢维恪、李维屏、李秀实、王述绩、杜松寿等五人,正是第六届农讲所陕西籍学员。亢维恪后改名为亢心栽(《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误为“亢心哉”),王述绩后改名为王朴公。此五人在农讲所纪念馆都有档案材料。至于云南籍学员,毛泽东17日信中提到的8人,当是第六届农讲所云南籍学员无疑,也可与农讲所纪念馆第六届云南籍学员档案相印证,但《中国农民》第9期记载云南籍学员有10人,那么还有2人是谁呢?这个情况比较复杂,本人拟另撰文叙述。
        举办农讲所经费一直紧张。1925年底,当第五届农讲所结束分配后,农民部为保障农运特派员在农村的工作,特别通过两项决议:《特派员薪金应按月发给并将以前积欠扫数清发以维持生活决议案》、《请农民部发给各特派员长期舟车免费证折决议案》。[⑤]第六届农讲所举办之时,北伐已经开始,农讲所的经费更为紧张。第六届农讲所结束后,为了迅速将学员送回原籍,很多学员选择走水路。亢心栽回忆说:“九月结业,我奉派为中国国民党农民部驻陕办事处主任,秘密由海道返抵陕西”。[⑥]第六届福建籍学员陈子彬回忆,福建籍学员决定由广州坐船去厦门,由于密探盯梢,他们不得不在汕头上岸,然后再想法回福建。[⑦]云南籍学员则是先坐船绕道香港、越南河内,再坐车回昆明。而走此路线,其费用也是最高的,据云南籍学员施瑞林回忆:“每人发给大洋八十元,各自回原籍工作,到了昆明组织办事处。”毛泽东为解决学员的回乡路费花费了许多心血,至1926年10月5日止,第六届农讲所除病生三人未出所外,所有学员均已遣送回籍,从事工作。[⑧]
        在这两封信中,毛泽东介绍了第六届农讲所毕业学员的人事安排,还对学员的返乡经费、以及返乡后该地农运工作的开展、农运机构的运作,都作了具体的安排。这两封写于当时的信,是珍贵的文物,可视为信史,对研究毛泽东这一时期的革命活动和第六届农讲所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①《毛泽东致中央农民部陈克文函》(1926年9月16日),手稿,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部”字13586号
    [②] 《毛泽东致中央农民部陈克文函》(1926年9月17日),手稿,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藏,“部”字10435号
    [③]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2月17日
    [④]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26日
    [⑤] 《本部特派员大会之决议案》,《中国农民》第1期,1926年1月
    [⑥] 《亢心栽自传》,见广州农讲所纪念馆第六届学员档案《亢心栽》
    [⑦] 《党史研究参考资料》总第23期,1981年5月10日,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研究室编
    [⑧] 《中国农民》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