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运动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学术交流 > 农民运动
  • 论廖仲恺的革命精神——陈登贵

  • 发布时间:2007-8-8 13:50:13 浏览:569
  •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挚友廖仲恺,广东惠阳人。他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工人部长、农民部长、财政部长、广东省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职。他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一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于1925年8月20日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所暗杀。他虽然死了,但他的革命精神不死,将永远激励后人奋发向前。在他离开我们80周年之际,特撰写《论廖仲恺的革命精神》一文,借以对这位伟人的纪念。
     
            一、忠于党国的事业,努力工作的精神
     
            廖仲恺是最早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人。从1908年起,他已协助孙中山开展工作。在辛亥革命以后,廖仲恺与孙中山同甘苦,共患难,为谋求中国的独立富强奋斗不息,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威望也越来越高。尤其在酝酿实现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方面,廖仲恺在思想上是坚决地支持孙中山,在行动上是埋头苦干的。他为促成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实施,为实现国民党的改组和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廖仲恺于1922年和1923年受孙中山指派,两次赴日本与俄国代表会谈,增进中苏双方的了解和友谊。尔后,孙中山与苏俄的关系日益密切,联俄的决心更加坚定。在改组国民党和与共产党合作方面,廖仲恺对孙中山的帮助尤大,他不仅赞成改组国民党,而且欢迎共产党人帮助改组。因为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深感自己的政党涣散无力,尤其是1922年6月发生的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总统府的事件。孙中山更感到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其危难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更下决心改组国民党,与富有生机活力的共产党合作。而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也愿意帮助国民党改组,认为只有改组,让共产党人和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确立反帝反封建的共同政治目标,国共合作才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和条件。
    鉴于廖仲恺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积极态度和行动,孙中山便于1923年10月委托他来组织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和临时中央委员会,负责研究讨论国民党的改组问题。廖仲恺受命后立即行动,着手草拟国民党党纲、党章、改组宣言等,并以广州、上海两大城市作为改组国民党工作的试点,重新登记党员,健全党的组织。他为做好此项工作,不辞劳苦奔波于广州、香港、上海等地,对反对改组的国民党人进行苦口婆心的思想工作,收到良好效果。经他的艰苦努力,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于1924年1月初基本就绪,遂于同月由孙中山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国民党“一大”上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时,右派分子以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就得脱离共产党为借口来破坏国共合作。李大钊在会上严正驳斥了这一谬论,但仍遭到一些人反对。在这一关键时刻,廖仲恺挺身而出,作出了义正词严的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他指出:“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①]他和李大钊等的发言,有力地驳斥了那种排斥共产党人的言论,大会最后否决了限制共产党人的提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实现,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此掀起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和北伐战争,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廖仲恺为国民党的改组和国共合作的实现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国民党“一大”后,廖仲恺继续协助孙中山,坚决贯彻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维护、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而努力工作。他身兼数职,责任重大,埋头苦干,不顾疲劳地工作,直至最后,为党国的事业献出宝贵生命。其无怨无悔、努力工作的精神是后人的楷模。
     
            二、全心全意为民众谋利益的精神
     
            廖仲恺十分了解并同情农民和工人的痛苦,坚决贯彻扶助农工的政策,为维护农工群众的利益,竭力支持农工运动的发展,其贡献是巨大的。他全心全意为广大民众谋利益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廖仲恺在国共合作实现后,既是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又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1924年6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彭湃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干部,以适应农民运动发展的需要。廖仲恺大力支持,促成了是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9次会议作出了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决议,并帮助解决校舍和经费等问题。他还亲自到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演《农民运动所当注意之要点》,[②]阐明了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密不可分,鼓励学生从事农民运动,并教以方法,使学生进一步了解开展农民运动的意义,明确自己的责任,增强了从事农民运动的决心和信心。
            他还积极支持农民建立革命武装,认为农民只有建立自己的武装,才能对抗地主豪绅的武装,维护农民大众的利益。1924年佛山南浦乡农团军举行成立典礼,他和冯菊坡、罗绮园、杨殷前往祝贺,给予支持,要求他们在国民革命中打先锋。同年秋,以陈廉伯为首的广州商团准备在广州发动叛乱,企图推翻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在此紧急关头,廖仲恺向第二届农讲所负责人提出:“广州的工会已经组织工团军,你们也把农所学生组成农民自卫军的模范队,迁来省长公署驻扎,加紧训练。”[③]农讲所按照他的指示,把200名男生组成农民自卫军。
            他还积极支持农民运动。1924年7月,花县的地主豪绅嗾使流氓打手破坏农会,廖仲恺遂以省长公署的名义于7月24日下发了《为协助组织农会致广东各县令》。[④]经他的支持,花县于10月19日成立了全县农民协会。是年8月中旬,他还与谭平山参加了香山县第九区民团成立大会。因民团实际上是地主武装,但普通成员均为贫苦农民,廖仲恺等趁机前往教育争取他们,他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号召农民团结起来,组织农民协会,为解除农民苦难而斗争。
            1924年冬,广宁农民协会开展减租运动,该县的地主阶级竟勾结地方官吏、防军,纠集民团和土匪武装,强行向农民收租,或抓人、拉牛、烧屋,摧残农会,杀害农会干部。当年11月兼任农民部长的廖仲恺听了彭湃等的汇报后,立即调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一连前往支援农会。他还手拟了大元帅(孙中山)的命令:“兹派大本营铁甲车队开赴广宁,保护农会,剿办匪徒。”[⑤]随后又调大元帅府的卫士队一连赶赴广宁增援。命令到达广宁后,农民欢声雷动,农军和援军军威大振,一举攻下敌人炮楼,于1925年春平息了广宁地主武装的骚乱。地主被迫减租,农民协会取得了减租的胜利。
            廖仲恺对工人运动以积极支持。他在国共合作以后,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发布了一些有利于建立工会组织和开展工人运动的法令,参加了广东工人运动的实际领导工作。在1924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以后,他担任广州工人代表会主席,亲自过问工人运动的重大问题,坚决维护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是年5月,江门商团在反动资本家的率领下包围油业工会,打伤工人。廖仲恺闻讯,遂以广州工人代表会主席身份,领衔会同200名代表发出通电支援江门油业工人,要求惩办伤害工人的肇事者。[⑥]并向革命政府建议成立工团军,以保护工人自身的利益。8月,他命令已成立的广州工团军进行严格的训练。
            同年7月,广州沙面工人为反对租界当局颁布“新警律”,限制华人出入租界的自由而罢工。法国领事要求广东省政府出面制止工人罢工。时任广东省长的廖仲恺对工人反抗帝国主义的正义行动予以大力支持,给法国领事欧文严词拒绝,指出:“此次沙面工人罢工,全由沙面英法工部局颁布新律所激动而成。”如“嗣后允许本省武装警察随时进沙面协助,或可防患于未然也。”[⑦]
            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在广州召开时,廖仲恺以国民党中央代表身份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讲,论述了工农联合的重要性,指出:“工农利益与革命是不可分的,但是革命是工农为主才行。革命要成功,第一是要工农大众联合共奋斗,若是分裂,革命便不能成功。”[⑧]
            同年6月爆发的省港大罢工,廖仲恺被聘为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他利用担任省长的有利条件,主掌省财政厅,会同民政厅积极筹款,以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还多次出席省港罢工工人代表会议,并发表讲话,阐明罢工的伟大意义。他指出:“这次罢工的目的,是为国家谋自由与独立,争国家的地位,和争民族的人格;不是经济的斗争,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但是,我们可以说,此次罢工虽然不是经济的目的,而经济关系也寓在政治斗争之内。如果罢工胜利的话,诸位的生活情形当然能够更好。”[⑨]
            廖仲恺曾指出:“我们的革命工作是为民众利益的革命,是建设的革命事业。”[⑩]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号召工人、农民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全心全意为工农群众谋利益的精神将永留人间。
     
            三、爱憎分明、秉公办事的精神
     
            廖仲恺从投身革命事业起,便忠于国民党,与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精诚合作,成为亲密的朋友,而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死对头,反映出他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
            他在1925年5月发表的《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一文中写道:“革命与反革命实在是比较的名词。但是有一条通则,我们可以说:‘那一派代表多数人民利益,便为革命派;那一派反对较多数人民的利益,便是反革命派。’我们依着现状,可以说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者,是我们全国人的公敌。那一派人代表民众来打销这两种力量便是革命派。反而言之,凡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并压抑农工的人们便是反革命派。”[?]
            从这里看到他那坚定的阶级立场和旗帜鲜明的政治态度。这种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他在多次讲话中谈及。他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开幕式的演说中便说过:“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压迫者不许我们革命,然而我们必要革命。”[?]这种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还反映他能秉公办事、大义灭亲的事例上。1924年7月,广州市郊第一区农民协会成立。该会在执行委员长林宝宸的领导下,对地主豪绅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反抗苛捐杂税的斗争,并到省政府请愿,要求撤销崇文两堡联团总局勒收的禾更加抽等捐税。该局局长彭础立对林宝宸的行为恨之入骨,便收买凶手,于12月13日暗杀了林宝宸。彭础立当过广州商会会长,又是廖仲恺的亲戚(妹夫之妹夫)。廖仲恺闻报,十分气愤,便于12月14日致函省长胡汉民,请其严办。函中说:“查团局局长彭础立,副局长苏春荣,拟请政府先将彭、苏两人扣留,令其交出凶手,并将这两堡联团局封禁,以为白昼任意杀人,阻碍农民运动者戒。”[?]此函发出后,他又几次催促,省政府终将彭础立扣留于市公安局。廖仲恺之妹前来求情,哭哭啼啼,要求廖先生不要难为彭础立。他回答说:“这有什么办法呢?他答应第一区农民协会所提出的条件就算了。不然,我也没办法。”终于使彭础立和有关当局接受农会提出的赔款、缉凶等条件。廖仲恺这种爱憎分明、秉公办事的精神,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赞赏。
     
            四,无私无畏、勇于献身的精神
     
            廖仲恺和他的伴侣何香凝于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会见了孙中山。1905年参加了中国同盟会,任同盟会总部外务部干事,追随孙中山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他任广东都督府总参议兼理财政。1914年在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1916年回国协助孙中山开展护法运动。他忠于孙中山,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誓死为之奋斗。这引起了敌人的仇恨,想除之而后快。然而,廖仲恺早已把生死问题置之度外。
    1922年6月14日,陈炯明以卑劣手段在东莞石龙扣留了廖仲恺,后被押送到石井兵工厂囚禁,目的是要除掉孙中山的得力悍将,夺取革命政府的财政大权,声称要“割掉孙大炮的荷包。”并于是月16日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避难于停泊在珠江的“永丰舰”上。
            廖仲恺在被扣留期间,从不屈服,置生死于度外,随时准备献身。这可从当时他写给何香凝的二首诗《留诀内子二首》(1922年6月)得以佐证。诗云:“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我身虽去灵明在,胜利屠门握杀刀。”“生无足羡死奚悲,宇宙循环活杀机。四十五年尘劫苦,好从解脱悟前非。”[?]诗中的“后事凭君独任劳”,“我身虽去灵明在”等句,表达了他视死如归的决心,也表达了他对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念。诗中的“生无足羡死奚悲,宇宙循环活杀机”等句,反映了他对生死置之度外,认为生死犹如宇宙循环一样,只寄望伴侣何香凝应当坚定,成为女中豪杰。
            他在给女儿廖梦醒、儿子廖承志的词《诀梦醒、承儿》(1922年6月),词中写道:“女勿悲,儿勿啼,阿爹去矣不言归。欲要阿爹喜,阿女阿儿惜身体。欲要阿爹乐,阿女阿儿勤苦学。”还写道:“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尚有一言须记取,留汝哀思事母亲。”[?]这是廖仲恺面对死亡,给儿女写的诀别词,期望儿女要爱惜身体,要勤苦学习,要照料和孝敬母亲。尤强调人生最重要的是精神。我理解这个精神,指的是要有坚定的信念,要为正义事业奋斗,要有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要为祖国、为人民谋利益的精神。他以上的诀别词,反映了他坚定的革命人生观和高尚的品德。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成了国民党左派领导的代表人物,他忠实地执行和捍卫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住农工的政策。因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把仇恨集中到廖仲恺身上。但他无私无畏,一如既往地为党国的事业操劳,发奋工作。当年8月20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暗杀了他。然他那种无私无畏、勇于奉献的精神,是令人感动和敬仰的。


    [①] 廖仲恺:《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五件》,载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上卷,第605页,1985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载《双清文集》上卷,第698-703页。
    [③] 绮园:《回忆》,载《犁头周报》第13期,1926年8月出版。
    [④] 载《双清文集》上卷,第668页。
    [⑤] 见《双清文集》上卷,第638、639页。
    [⑥] 载《双清文集》上卷,第667页。
    [⑦] 绮园:《回忆》,载《犁头周报》第13期。
    [⑧] 载《双清文集》上卷,第754页。
    [⑨] 载《双清文集》上卷,第862页。
    [⑩] 载《双清文集》上卷,第759页。
    [?] 载《双清文集》上卷,第759、760页。
    [?] 载《双清文集》上卷,第754页。
    [?] 绮园:《回忆》,载《犁头周报》第13期。
    [?] 载《双清文集》上卷,第398页。
    [?] 载《双清文集》上卷,第3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