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指导，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以下简称农讲所纪念馆）主办的“星火启程——从农讲所到天安门” 文物展正式开展。央视在综合频道《新闻联播》栏目《各地举办多样活动 庆祝建党105周年》中报道了本次展览的相关信息。

7月1日，农讲所纪念馆“七一”特别策划——策展人导赏开启线上直播，吸引了1760人观看，直播累计点赞量达4.8万。今天我们转换视角，把目光转向幕后，一起来听听策展故事。

策展人简介

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陈列研究部主任，主要从事近现代革命史的展陈和研究工作，策划完成农讲所纪念馆基本陈列“农民运动的摇篮”等10余个原创展览工作。

2026年是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百周年。作为“星火启程——从农讲所到天安门”展览其中一位策展人，在回顾半年多的筹备历程时感触最深的，是一个特别朴素的问题：我们到底该怎样向今天的年轻人讲述一百年前的故事？

这不是一个矫情的问题。

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群观众：他们出生在2000年以后，距离农讲所最年轻的学员已经隔了整整四代人。他们习惯用手机获取信息，用短视频理解世界。在他们眼中，1926年和1826年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很久很久以前”。如果展览还在用大面积文字铺陈、时间线堆叠、教科书式的意义总结这些老办法，他们大概率会在第三个展柜前掏出手机拍张打卡照，然后礼貌地逛完，礼貌地离开。

所以从策展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决定，要做一个观众想看的革命类展览。

按惯例，纪念性质的革命类展览大多采用通史叙事，以农讲所的历史为例，会从第一届农讲所讲到第六届，从大革命讲到新中国。这种模式成熟、严谨，但也存在显而易见的局限：策展人先画一条时间轴，把重大事件排列上去，再把相关文物“插入”对应的位置。在这种逻辑下，文物成了历史的“注脚”，其存在的意义是为文字叙述提供实物证据。观众在展馆中更多是在“阅读”而非“观看”，文物退居为文字的“插图”。

我们做了一个有些冒险的尝试：不讲时间线，讲人。整个展览的叙事框架，我们最后概括为“一条路、一群人、一百年”。

一条路是主线——从农讲所到天安门，这是一条物理意义上的路线，更是一条精神意义上的路径。三个部分“农讲所的日与夜”“从课堂到山河”“走向天安门 建设新中国”，不是按年份切分，而是按“起点的启蒙—征途的践行—终点的抵达与延续”来组织。

一群人是我们观察的切口——将800多名学员从抽象的历史符号还原为具体的人。分析他们从哪里来？去了哪里？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谁走向了建设新中国，谁又倒在了革命的征途中？由此，把展览的主体视角，始终锁定在“人”的身上。

一百年是展览的时空维度——1926到2026，是一个世纪的回望。试想一下，我们站在今天看他们，他们站在1926年看未来。这种时空的对望，构成了展览的纵深感。

自2023年起，我馆启动了“历届教员学员足迹”寻访项目。三年间，团队奔赴全国13省47市，行程超42000公里，走访教员学员后人130人，征集藏品1500余件/套。当这些文物从全国各地汇聚到我们手中时，一个清晰的感受出现了：每一件文物背后都站着一个人，每个人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

第六届农讲所陕西籍学员马致远在农讲所用过的铜墨盒，告诉我们他曾在红墙下伏案学习；第五届农讲所学员袁福清长征途中用过的铜盆，告诉我们他带着中央纵队十五大队走过一段怎样艰难的程途；第五届农讲所学员丁祝华在狱中的绣品，告诉我们一个母亲怎样用针线对抗丧子之痛的绝望……

第五届农讲所学员袁福清长征途中用过的铜盆（左）

每一件文物自身就是一段完整叙事的“种子”。当这些“种子”摆在一起，我们发现它们之间有一种比时间线更本质的联系——人。铜墨盒的主人马致远、铜盆的主人袁福清、绣品的主人丁祝华，他们之间不是“1926年至2026年”这些年份的简单连接，而是“农讲所学员”这个共同身份。展览的逻辑，就这么自然“长”出来了。不是时间线在驱动展览，是文物自身的逻辑在驱动展览。

本次展览共展出118件/套展品，其中珍贵文物72件/套，79件为近年新征集，大部分是首次公开展出。三件国家一级文物——毛泽东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周恩来题名手稿、解学海烈士证章，固然是此次展览的“明星”。但真正撑起“以物证史”叙事逻辑的，是那些从未被公众凝视过的“生面孔”。

周恩来题名手稿，50年来首次展出

比如“招生”单元那份《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章程里记录了一句话：“前四届学员皆取材于纯粹农民子弟”，文化基础较弱，导致“上马杀贼有人，下马作露布者仍难其选”——能打仗的人够了，能写布告、做宣传的人才还缺得很。所以第五届改了招生门槛。一份文件，讲清楚了农讲所招生策略从“要人”到“要人才”的演变逻辑。

比如“毕业”单元那件《中央农民部驻江特派员关仲、梁坤、冠南关于农会会员加入国民党的通告稿》。落款的梁坤（第二届农讲所学员）、李冠南（第一届农讲所学员），是以“中央农民部驻江特派员”身份告令各农民协会的会员加入国民党，原因是“近查各乡劣绅土豪因破坏农会计不得逞现又复加入国民党”。一张纸，把国共合作政策落地、农讲所人才培养、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三重逻辑交汇在一起。

《中央农民部驻江特派员关仲、梁坤、冠南关于农会会员加入国民党的通告稿》

比如“建设新中国”单元那封吴芝圃的回信草稿。收信人是他的老同学、第六届同期学员王首道。王首道写了篇回忆文章寄给吴芝圃校订，吴因故未能及时收到，但还是认真地回了信，补充了一个细节：1926年9月11日毕业典礼上，毛泽东开口第一句话是一句古诗——“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那个在课堂上讲“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时铿锵有力的毛泽东，送别学生时最先想到的是一句关于离别的诗。这个细节，让历史瞬间柔软了下来。

第六届农讲所学员王首道穿过的棉衣（左）、第六届农讲所学员吴芝圃写给王首道回信的草稿（右）

回望这场策展历程，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次展览的组织工作，更是一次策展理念的自觉转向。

2023年，国家文物局印发《革命文物主题陈列展览导则（试行）》，明确要求革命文物主题陈列展览“以物证史、以物叙事，让文物说话”。“星火启程”展的实践表明，“让文物说话”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种可以落地的策展方法——将叙事的主体从“历史进程”转向“具体的人”，将叙事的逻辑从“时间线驱动”转向“文物驱动”，将叙事的语言从“文字铺陈”转向“实物自述”。

这些转变的背后，是对一个问题的持续追问：在信息过载的时代，展览还能提供什么不可替代的价值？我们的答案是：真实。真实的物件、真实的手稿、真实的岁月痕迹，这些东西无法被复制，无法被转述，只能被亲身面对。

2026年7月1日，展览开幕第三天。我作为策展人之一，进行了一场专业导赏直播。镜头跟着我和观众走完了全程。

直播结束时，恰好是黄昏。

我请直播间的观众和身边的观众转过身，和我一起望向棂星门。暮色正从红墙的轮廓线上缓缓漫下来，那扇门安安静静地立在那里，和一百年前一模一样。

一百年前的这个时候，也是夏天。第六届农讲所三百多个年轻人已经从全国二十个省区赶来，在这面红墙里学习生活了两个多月了。他们跨过这道门槛的时候，心里是一个还不知道能不能实现的理想。

今天，我们隔着屏幕、隔着时空，站在他们站过的位置上。一百年了。同一面红墙，同一扇棂星门，同一个七月。风还是那个方向吹过来，蝉还是在这个季节叫。只是站在这里的人换了。

历史没有走远。它不在教科书里，不在时间的另一端。它就在这面红墙里，在那些老物件的纹路里，在那一针一线、一笔一划、一寸一寸的磨损里。你只要停下来，凑近看，就能听见。

星火从未熄灭，它只是换了种方式，继续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