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党历史上迄今唯一一次在广州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确定了国共合作的策略方针，促成了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成为中国革命不断取的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会址，到新中国成立时，早以荡然无存。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调查、落实，终于在2006年确定建立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的同时，对上世纪70年代调查基本确定的中共三大遗址用考古勘查的手段全面清理发掘，进一步确定了遗址的准确位置和建筑形式与建筑内部布局，并在遗址附近建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以纪念中共“三大”对中国革命产生的深远历史影响。

一、寻  找  线  索 
        最早提供中共“三大”会址是在广州恤孤院路的是曾出席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同志。1958年，徐梅坤同志亲自来广州，到东山恤孤院路寻找当年“三大”会址，并写信给有关部门，建议进行调查落实。“文化大革命前，原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曾函请原出席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提供了中共三大会址是在东山恤孤院路的线索。”[1]这是最早得到的一条线索。 
        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州的一些群众组织，也开展调查“三大”会址的一些工作。1969年，“毛主席在广州革命活动纪念圣地敬建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后，也进行了一些调查工作。但这些早期的调查工作是由个人或群众组织的自发行为，还没有形成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调查工作，取得的成效也很微。1971年，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根据这些只鳞片甲的线索，于7月28日向广州市革命委员会作了《关于复原中共“三大”旧址的请示报告》中称：“据了解，中共“三大”旧址在本市东山区恤孤院路现东山区人民法院那一地点，原是一栋民用砖木结构的楼房，现已不存在。”[2]这就进一步得知“三大”会址在“恤孤院路”及具体位置：东山区人民法院那一地点的线索（尽管以后证实是错的）。为什么初时调查会得出这个结论呢？“根据徐梅坤所提‘三大’是在东山恤孤院路周围环境进行调查核对，先后两次召开对恤孤院路环境较熟悉的老居民的座谈会，参加的老居民约二十人次，他们提供了当时恤孤院周围环境的详细情况。据老居民反映，现在东山恤孤院路东山区人民法院的位置，原是一排座西向东的两层一连四间有阳台的砖木结构房屋。老居民所提的情况与徐提供的材料大致相符，我们初步认为中共‘三大’会址可能就是上述现东山区法院位置的房子。[3]” 由于这些材料还存在一定的可疑性，难免出现判断不那么准确，所以调查小组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进行深入反复的调查、发掘和研究。 
        1971年10月28日，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对该请示报告作了批示：同意进行调查。随即，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组织成立“中共‘三大’会址调查小组”，开始进行有组织、有目的、有步骤的调查研究工作。

二、确  定  位  置 
        调查小组成立后，着手进行：㈠ 整理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组织调查到的有关中共“三大”会址的材料。㈡ 访问早年在广州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和东山区的老居民，其中访问了1923年前后参加革命的15位老同志，并召开两次座谈会，证实了中共“三大”是在广州东山召开的。以后在东山区东湖街革委会协助下，深入发动群众，访问了老居民19人，召开了7次居民座谈会，初步弄清了当年恤孤院路的环境及1923年6月以前建成的房屋情况。 ㈢ 访问当年出席“三大”的代表徐梅坤、罗章龙，徐、罗两老都简略地谈了当年会址的环境和房屋的特征，并一致认为“三大”会址距离出席中共“三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住处不远，当年马林住东山新河浦路春园24号,但没能确定会址的具体位置。徐梅坤还要求到当年开会的地方察看以后才能确定会址的位置。[4] 
        根据徐梅坤和有关人员提供的当年会址是两层砖木楼的普通民房特征，并参考居民们提供的当年恤孤院路各栋两层砖木结构房屋的情况，通过在众多的回忆材料中筛选，逐渐把寻找“三大“会址的范围，从恤孤院路缩小到当年的恤孤院前街17、18、19、42、51、52、74、76、80号等十栋房子，并以第74号至80号为调查重点，这就大大缩小了调查范围，使调查工作有了比较明朗的目标。但具体是哪座房子？还不十分清晰。 
        为了进一步落实会址的具体位置，广州市博物馆纪念馆革委会作出了更具体的调查方案和调查线索，提出派人前往北京、武汉等地调查和征集革命文物，于1972年1月17日向广州市革委会作了《关于复原“三大“旧址的初步设想和调查方案的请示报告》。决定还要找当年曾亲自参加“三大”会议的老同志直接了解，才能作出较准确的判断。经批准后，即派员前往武汉访问罗章龙同志。再是邀请徐梅坤老同志来穗查勘确定“三大“会址位置。经广州市革委会政工组、广东省革委会政工组同意，并报国务院办公厅批准，1972年10月12日，徐梅坤来广州，到东山恤孤院路实地考查。1923年东山的房屋较少，周围是水塘，田园等风光，今天已是范围扩大，楼房遍地。会址究竟是在恤孤院路的什么地方却是难定。徐梅坤不怕辛苦和困难，在心中不断地搜索回忆着。当他走到恤孤院路附近一带时，看到座落在恤孤院路9号“逵园”屋顶上的“1922”的灰批年份，顿时打开了记忆的大门。“逵园”是一座座北向南的三层别墅，是1922年建的房子。因房顶有1922年灰批年份的字。当年徐梅坤在开“三大”会议时对此印象深刻。他指出：“逵园”对面有一栋两层砖木结构的房子，便是“三大”开会的会址。但此时这个地方只见一栋平房，并不是二层的砖木结构房屋。后来老居民证实当时这里确实有一栋两层砖木结构的房屋，1938年被日军飞机炸毁，现在这平房是解放后建的，70年代作为广州市房产公司东山区办事处预制件工棚。至此，中共“三大”会址得到初步的确定。否定了“三大”会址在东山区人民法院之处的说法。[5]

 三、科  学  论  证 
        调查工作做到这步，已有了不少收获。但对确定”三大”会址的准确位置，还需作出比较科学的论证。按照当时的客观条件，论证主要是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再加旁证材料和一些辅助资料进行科学分析。 
        一是根据徐梅坤的回忆：会址是在恤孤院路的西侧，坐西向东，门临马路，在空旷地上独立一座两层楼房，左右没有屋舍毗邻，位置是在原恤孤院后街31号（现恤孤院路3号）。会址南面是“春园”，（现新河浦路22，24，26号，至今存在），每次会后常见毛主席、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三大代表张太雷、谭平山、瞿秋白等沿恤孤院路向南直走，转弯便到“春园”了。这是一式多栋并列的楼房，四周有围墙，门前面向一片水。会址北面是“逵园”（现恤孤院路9号，至今存在），在会议期间，曾见一些青年学生，外国人出入“逵园”。会址西面是瓦砾堆和荒草地，西北面不远处有一水塘。会址东面是“简园”（现恤孤院路24号，至今存在），“简园”有围墙，门口向南开，门顶圆拱上镶嵌一块刻着“简园”二字的石块，站在“三大”会址门口就能看见“简园”二字。会议期间，毛主席常到“简园”找谭延闓商谈统一战线的问题。[6] 
        二是罗章龙的回忆：“中共‘三大’会址在何处？已记不明确。到广州后我参加了一些工作，到过中共区委，我没有在会址住。我去会址是有人领我去的，是走路去，大约走五、六里地就到会址。我推测，是在惠爱路的东面或东南面，或是越秀路的东南面，是一条不大宽的马路，普通房子，一座不高的楼房，附近有芭蕉树。（访问人拿原来马林住过东山春园的房子照片给罗老看）我到过马林的住房那里，马林住的房子有印象，比较熟悉，马林住房到‘三大’会址不远，可容多人在那开会。”[7] 
        三是杨章浦（大革命时期是中共粤汉铁路特别支部的负责人、曾列席中共“三大”会议）回忆：第三次大会即在广州东山区租赁一栋大房子，临时办事人员和部分代表都住在这里，开会时也就以此为会场。[8] 
        四是当年居住恤孤院后街31号房主人邓锦波的回忆：“我住的房子是一间座西向东二层砖木结构的楼房，坐落在恤孤院路旁边，北面是‘逵园’，南面是‘春园’，门口朝‘简园’这边开，故能看见‘简园’的门口。”[9] 
        五是在档案馆查找到1923年8月19日陈定中测量的“四区二分署恤孤院后街图”，据记载，“逵园”（当年门牌号是32号之2）的正南面，有一栋门牌为31号的房子，距“逵园”仅17.6英尺。31号的东南面是“简园”（据测量“简园”门口至31号门口为50公尺）。31号是座西向东。门临恤孤院后街，在空旷地上独立一栋。这测量图测绘时间是1923年 8月，距中共“三大”召开时间后两个月，所以对恤孤院路当时的建筑情况十分准确。另据1926年开始测量，1933年出版的《广州径界图》记载，31号已改为90号，并在南侧增建两栋房子。该图为详细记载31号与“春园”、“简园”、“逵园”这三栋房子的距离和方位。这两份图纸所记载的房屋和周围环境与徐梅坤和老居民关于恤孤院后街31号及其环境的回忆情况基本相符，并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证据。中共“三大”会址已经得到充分的人证、物证，最后落实确定的位置，是在原东山区恤孤院后街31号，现为越秀区恤孤院路3号。（见附图一）          
       
附图一：中共“三大”旧址位置图 
        根据调查结果，制作了中共“三大”会址及其环境模型，绘制了房屋的平、立、剖面图，提出了复原会址的方案和报告。但当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调查工作至此已告一段落。此后，中共“三大”遗址受到政府的保护，1979年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在原地址上立有文物保护牌。
                     
 四、考  古  勘  查 
        斗转星移，时间进入了二十一世纪。2003年在纪念中共“三大”召开80周年活动的前夕，在原遗址上建中共“三大”纪念馆之事又得到重提，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将此事进行下去。2006年，中共中央批准了在广州建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在广东省委、广州市委的领导下，为使中共“三大”遗址能得到更先进、更科学的方法保护，决定对原调查确定的“三大” 遗址位置进行考古勘查。 
        2006年1月10日，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区域进行考古勘查。首先采用揭露墙基础的方法，并根据北墙外侧残存红阶砖地面的现象推定其外侧有围墙，旧址东南部是破坏坑，坑底局部发现焚烧迹象，有炭灰和碎砖等，上部回填瓦砾。开挖北侧道路，确定旧址的侧院与围墙基础、围墙的位置走向与《广州市径界图》基本吻合。“旧址建筑平面包括问主体建筑基址与北边围墙内的侧院，总面积约125平方米，其中主体建筑基础约105平方米，侧院约20平方米。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8．6米，东西11米；其中北墙是曲尺形，西北角凸出区域东西3.2米，南北2.4米。”[10] 
        此次考古勘查发现的建筑基础位置、平面形状及大小均与《广州市径界图》基本符合。建筑基址所用建筑材料符合民国时期的特征。考古勘查确认该位置不存在更早的建筑基址，也不存在更晚的民国建筑基址。由此可以确认该建筑基址是《广州市径界图》中测绘的恤孤院后街90号建筑，也就是《四区二分署恤孤院后街图》中恤孤院后街31号建筑，结合徐梅坤及老工人的回忆，可以确认该建筑基址，就是中共“三大”旧址。考古勘查确定的建筑平面是中共“三大”旧址的准确平面（见附图二）。其总体建筑形式是一座座西向东的两层砖木结构、北面有侧院与围墙的楼房（见附图三）。
   
附图二：中共三大旧址出土平面图    附图三：中共三大旧址复原透视图。
五、解  决  疑  点 
        ㈠ 关于房屋的建筑面积：在对中共“三大”旧址考古勘查前，对于“三大”旧址的认识局限在上世纪70年代的调查基础上。当时认为这间二层砖木楼房面积很小，“原会址的房屋面临街道，四周是空地，是一幢两间相连的砖木结构的两层普通民房，房子不大，占地面积约50平方米。”[11]但参加“三大”会议代表至少有40人，还有睡觉、吃饭都在这里，虽然有部分人住在春园，可以容下这么多人吗？现经考古勘查，找到确实的面积尺寸，总面积约125平方米，其中主体建筑基址约105平方米，侧院约20平方米。这就解决了房子太小能否容下参加会议的人和一些工作人员的疑问。 
        ㈡ 关于房屋的建筑时间和外貌：上世纪二十年代，广州东山一带是有钱人建别墅的地区，差不多同时期建的简园、逵园、春园等，都是十分漂亮的中西结合的别墅，唯独处在它们中间的这间二层小楼房那么不起眼。以致在70年代制造的中共“三大”旧址模型上，观众很容易将处在北面一栋漂亮的三层楼房“逵园”误认为是“三大”旧址。据1922年已搬进原恤孤院后街31号居住的居民邓锦波回忆：我是在陈炯明炮打总统府（1922.6）之时已搬进去住了，在炮打总统府时，我还在简琴石住宅的工棚里躲过。我住过的这幢房子是用建“简园”剩余下来的材料建成的。当时是与“逵园”同时建的，但因为“逵园”较大，建的时间长些，所以我搬进“逵园”正对面房子住时，“逵园“还没建成。我住的房子南面的“春园”也没有完全建成。半年后我搬走时，“逵园”已陆续有人搬进去住了。[12]可见，中共三大会址的房子是1922年上半年建成的，“逵园”是1922年底建成的。“简园”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琴石建的别墅，是当时附近一带最漂亮的一幢别墅，既然是用它所建余的材料来建，也不应是很差的。现通过考古勘查，查明该栋楼房筑有坚实的麻石地基，北面外带围墙，内有约20平方小花园，一楼有走廊，二楼有阳台，人字型瓦顶的二层楼房。比70年代光靠回忆做出来的旧址模型准确多了。现在做出的中共“三大”旧址复原透视图（见附图三）与当时附近一带是较豪华别墅区的现实较为相符。 
        ㈢ 关于房屋的内外墙颜色和构造：根据考古勘查，原墙体内外均抹灰黄色灰层，地面均铺红阶砖，屋内有间墙分为南北两间。间墙的位置基本居中，北面有侧院与围墙等情况，则是70年代所有调查对象都没有提到过的，但考古工作确定这些均是该建筑的组成部分，并且是与主体建筑一次性兴建。北面入口应位于北间骑楼下靠南的位置，北墙及围墙应设有横门，北墙横门位置在中间靠后，围墙横门的位置大致与北墙横门相对，楼上楼下的中部间隔墙上应有门，具体位置应靠东面，二楼南面有门通走廊较为合理。南北两间，东面墙楼上楼下的中部各设一个大窗，北墙东段开大窗两个，西段凸出部分开大窗或目字形小窗一个（小窗的可能性较大），西墙没有门窗。上二楼的木楼梯，位于北间靠间墙的位置，并由屋后往前上。 
        ㈣ 究竟中共“三大”召开期间有没有电灯、自来水、洗澡间？据徐梅坤回忆：电灯、自来水、厨房、洗澡间都没有。每天洗脸是从屋内一个大水缸里取水，水从外面挑回来。晚上用的是煤油灯、洋蜡烛，有的代表则自备手电筒。[13]邓锦波回忆：屋内没有电灯和自来水。[14]考古发现南间后部铺麻石板的区域北边与东边均发现墙基，上砌单隅青砖墙，应是形成一个小隔间。结合考古发现与有关回忆及推算，南间后部的间隔，在房子兴建时及“三大”会议时均已存在。小间隔的功能是放马桶的地方或兼洗澡间。考古发现西墙外侧有自来水管正好通到此处有转接口，表明该建筑在1938年被日军炸毁时是有自来水，小隔间已有洗澡间的功能。但结合麻石板区域的铺砖情况和相连的地下排水沟打破北墙基的情况，推测作为洗澡间功能的麻石板地面与地下排水沟是在有自来水后一起增加的设施。考古工作还发现有电灯的塑料开关和用于控制电灯升降的白瓷灯砣，表明该建筑在被炸毁时已经有电灯。但中共“三大”开会时有没有这些东西呢？笔者认为：中共“三大”开会时应该有洗澡间，因为广东人那时的习惯往往是用橱房或放马桶的地方当洗澡间，而且开会期间是6月份，广州已是夏天。徐梅坤是北方人，可能没有洗澡的习惯，所以印象不深。自来水和电灯当时是没有，因为徐梅坤和邓锦波两人都是在那房子住过的当事人，两人同时回忆说没有，考古出来的电灯塑料开关和用于控制电灯升降的白瓷灯砣，是中共“三大”会议后的事。所以当时是没有电灯和自来水。 
        ㈤ 通过考古勘查，验证了上世纪70年代，通过众人的辛勤劳动而作出的关于会址的调查结论是基本正确的，结合70年代有关同志的回忆，确定了遗址的准确位置与保存现状，可以基本确定旧址原建筑的具体建筑形式与建筑内部布局，为中共“三大”旧址复原奠定了科学基础，为我们今天建立中共“三大”旧址纪念馆提供了科学依据。 




[1] 《关于中共三大会址的调查报告》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1972年12月28日
[2] 广州农讲所纪念馆《中共三大资料》《报告材料》第1页。
[3] 《关于中共三大旧址调查情况汇报》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1972年1月5日
[4] 《关于中共三大会址的调查报告》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 1972年12.月28日第2页。
[5] 黎显衡《中共“三大”若干问题的探讨》见《中共“三大”研究》，第141页。
[6] 《关于中共三大会址的调查报告》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1972年12月28日  第4、5页。
[7]《罗章龙关于中共三大问题谈话纪要》1972年12月
[8] 《杨章甫给梁复然的信》1967年。
[9] 邓锦波《关于东山恤孤院路九号（逵园）正对面房子情况》1972年10月21日
[10] 《中共三大旧址考古勘查简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6年3月，第3页。
[11] 《关于复原中共三大会址问题的请示报告》广州市文化局  穗文函（73）第10号  1973年3月31日。
[12] 邓锦波《关于东山恤孤院路九号（逵园）正对面房子情况》1972年10月21日

[13] 《徐梅坤关于中共三大问题谈话纪要》1972年10月21日  第3页。
[14] 《邓锦波的回忆》1972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