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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农讲所教员、学员对抗日战争的贡献——洪霓
【发布时间】:2007-08-08 【类型】:农民运动 【点击次数】:347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唤起农民觉悟而开办的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学员毕业后奔赴各地发动民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他们当中不少人在急风暴雨的革命运动中锻炼成为革命斗争的骨干。在抗日斗争中又积极投身其中,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
        从1924年开办广州农讲所到抗日战争时期,不少农讲所学员已经历了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洗礼。他们不论是阶级觉悟,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责任感已大大增强。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宣告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革命由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解放战争。在当时极为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面对长驱直入,气势汹汹的日本侵略者,没有被其气势所吓倒,而是积极投身到全国性的民族抗日战争洪流中。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不少农讲所学员深入到工厂、农村、学校等地开展宣传组织工作,通过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不断壮大我党抗战的力量。
        第二届农讲所学员方方,在抗战爆发后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对外称闽西南、潮梅特委)书记,领导闽西南、潮梅地区党的工作。他坚决执行党的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闽西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提出了“巩固闽西南、大力发展潮梅新区”[①]的工作方针。利用一切可能公开,合法的形式,不辞劳苦地开展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他根据毛主席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在广东、广西、福建一带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和抗日人民武装。还注意吸收大批来自漳州、厦门、潮汕和海外归国青年,为党造就了一批抗日骨干。致使闽西南地区出现可喜的景象。普遍建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其中农会发展到10余万人,抗日团体参加者达20多万人。中共党组织也在这时期迅速发展,先后建立了漳州、潮汕、梅县三个中心县委和直属特委;五个直属特委领导的县委,两个市委、一个特区,共有490个支部,5398名党员。形成了我党在南方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部分地区成为日后广东人民抗日武装的根据地。
        第四届农讲所主任谭植棠。广州沦陷时,正在家乡广东高明养病。他不顾身体的潺弱,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与当地党组织一道宣传发动群众,建立抗日团体,组织了“青年抗日同志会”、“妇女抗日救国会”,还积极联络社会各界成立了“高明县抗日统率委员会”、“民众抗日自卫团”等,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为提高“青抗”、“妇抗”会成员对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和文化水平低等问题,利用宏智学校为宣传地点,开办政治训练班。在“青抗会”办的政训班上专题给青年讲中共党史课(谭植棠是中共广东党组织创建人之一,北京大学毕业生)。指出:“要抗日,不当亡国奴,一定要跟共产党走”;“我们爱国必须抗日,当前抗日要拥护国共合作”[②]等道理,他鼓励青年要逐步克服缺少文化知识的不足,务须努力在自学基础上增长才干。在他的宣传影响下,谭植棠的家乡濠基坊有几十名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濠基坊的许多青年说:富人子弟谭植棠是北大毕业生都参加共产党,我们穷人更是应该参加共产党闹革命。[③]
        谭植棠还把家里的“裕丰”米店作为掩护,把账房作为抗日活动的联络点。当时在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经常活动的地区,由于敌人的封锁,粮食极为困难。为了帮助当地军民度过难关,毅然把祖父遗存的粮仓打开,发动农民运走二万多斤粮食供应部队,支援了抗日武装斗争。还利用了谭姓宗族“联宗会”作掩护,逐步把它改造成为抗日团体,领导他们开展各种抗日活动,同伪县政府进行斗争,伪县政府视他为危险分子,要逮捕他,后他脱险。奔赴东江抗日根据地在路西东宝行政督导处任财经科长。谭植棠满怀革命热情参加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动员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发展生产,经常深入到各区、乡、税站、督促征收公粮和税款,发动募捐,组织经商,筹集资金、粮食、支援前方。

        二农讲所学员在学期间接受过军事训练,他们深刻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不少人成为各地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骨干。
        第二届农讲所学员吴勤,大革命时期是广东南海农民运动的领袖。大革命失败后逃到新加坡。九一八事变后,吴勤极为关注祖国的命运,1934年回到香港主动与叶挺、何香凝、蔡廷锴等爱国人士联系,自觉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中共南方临委考虑吴勤的经历和影响,于1937年底派他回广州组织抗日武装。他即利用国民党当局给的合法名义在广州郊区、南海地区先后组织杀敌大刀训练班、防护团、自卫队等。广州沦陷第二天,正当是国民党军政人员仓惶出逃时,珠江三角洲人民惶惶之际,吴勤组织了一支五、六十人的抗日义勇队在夏滘附近伏击日军运输艇两艘,击毙日军10余人,缴获面粉数百包,并将缴获的物资赈济给逃难的难民。旋即又袭击了广三铁路小塘车站,毁坏交通,阻碍日军的西侵。抗日义勇队水陆两次胜利,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刚沦陷的珠江三角洲人民抗日的信心。
        此后,吴勤为了使这支部队取得合法地位和给养,同国民党广州当局联系,取得“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番号(简称“广游二支队”),吴勤任司令。随后,日军水陆两路到顺德陈村大扫荡,在吴勤的指挥下,与日军浴血奋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陈村之战使二支队英名远扬,很多地方武装都来投靠,吴勤部队迅速扩大。这时,吴勤充分意识到队伍壮大了,必须依靠共产党的领导。于是先后到香港、韶关、广宁等地找党组织。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接受了吴勤的请求,先后派了4批干部到二支队工作。中共中央对广东抗战工作很重视,在指示中提到:对“顺德、南海吴勤部等游击队加强领导、动员地方及同情群众对他们给予精神上物质上的援助,使他们尽可能扩大,同时,严防汉奸顽固派的袭击和瓦解阴谋。”[④]中共广东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对广游二支队“加强党的领导,将来组织到1000人是可能的”,要“注意训练,培养干部,建立民主政权,主要的是打击日伪军,准备基础,在将来战争扩大的时候,能跳出南、顺的范围来发展。”[⑤]根据党的指示,吴勤部队得到了很好建设。吴勤还支持团结抗日进步人士何福海等在禺南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半武装群众团体“抗日俊杰同志社”(简称“俊杰社”),使他在短时期内向南海、顺德、三水、花县和广州市南郊伸展,拥有52个分社,人员二、三千人,先后缴获敌人汽艇,击毙敌人数十名,俘获日军少尉、惩治汉奸30余人。
        日伪军对吴勤率领的二支队的日益壮大又怕又恨。1941年10月的一天凌晨,伪军出动2000余人兵分三路进攻二支队。当时二支队只有200多人,部队经过政治、军事整训后,战斗力大大增强,在中心县委的坚强灵活领导下,使三路伪军中了埋伏,被打得落花流水。初战告捷后,吴勤又动员100多名抗日友军前来增援。二支队将士愈战愈勇,此战役共毙伤敌伪军团长以下500余名,俘虏副团长以下300余人,缴获各式枪支数百支,而二支队仅轻伤1人。此战役又称“西海大捷”。西海大捷是华南敌后游击战中以少胜多的典型漂亮仗,给华南敌后的抗日军民增强了必胜的信心。此时,吴勤又联合南海、番禺、顺德地区的抗日力量,组织“自卫联合会”,由他担任主任委员。随着抗日武装不断取得胜利,国民党顽军挺进第三纵队副司令林小亚勾结伪军头目李辅群(李朗鸡),策划消灭吴勤的广游二支队。1942年5月7日,当吴勤在顺德陈村附近的水枝花乘小艇过江时,被顽军用机枪猛烈射击,吴勤中弹牺牲,时年47岁。
        在这同时,远在祖国北部的内蒙古大青山地区,也活跃着一支由第六届农讲所学员康富成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康富成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担任大青山抗日游击队内蒙古支队政委职务。
        1938年日寇占领了绥远、包头之间的主要城镇,地下党经过多方了解,发现日寇在大同修建一座大型军火库,决定组织一个爆破组炸毁它,康富成担任组长。他们先化装成商人住进旅店,分头去摸清军火库的情况。康富成化装成乞丐,并结识了乞丐头子,从那里得知日寇军火库要雇搬运工的情况。康富成便化装成穷人挤进劳工队伍里当了搬运工。经过几天的侦察,摸清了军火库的详细情况,制定了炸军火库的周密计划。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把爆破品带进了军火库。收工时,敌人的戒备松懈了,康富成敏捷地钻进弹药箱的空隙间,把炸药安置妥当,然后和其他搬运工一起走出军火库。不久,轰隆隆的爆炸声响成一片,卧虎湾顿时变成火海,敌人的军火库被炸掉了。这一仗干的非常漂亮。正如乌兰夫回忆时说:“康富成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他不仅战场上英勇战斗,打击敌人,他还经常深入敌后,发动群众,收集情报,袭击敌人,把敌人在厚和(现呼和浩特)大同的军火库炸掉。”[⑥]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为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培养民族干部的指示,由康富成负责动员、护送蒙汉青年赴延安学习的工作。经过他的宣传,青年纷纷报名到延安学习。首批便有22人。赴延安路途遥远,必须通过敌占区,困难重重。康富成总是想方设法保证进步青年的安全,在化装、路线等方面都作出细致安排。在护送途中,康富成不厌其烦地对青年宣传革命道理,鼓励青年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去。从1939年至1941年先后输送数百名青年到革命圣地延安学习,为中国革命,为大青山根据地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民族干部。
        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中,后方缺医少药,供给非常困难。康富成经常冒生命危险到日寇占领区为游击队、延安购买药品等物资,让青年带到延安。
1941年春,康富成奉命到延安,行前又动员了20多名蒙古族青年一同前往。当他们走到大青山的张启明沟时,突然遭到敌人袭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他只有一个念头,拼着性命也要保护这批青年安全脱险。他命令其余人员立即带领青年撤退,由他来掩护。在同敌人的英勇战斗中,康富成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4岁。
        还有当时已任河南省委委员、豫西特委书记的第六届农讲所学员吴芝圃同志。1938年5月,吴芝圃到豫东开展工作,建立睢(县)杞(县)太(康)抗日根据地,积极展开抗日游击战争。成立睢杞大队,共有200多人,由吴芝圃统一指挥打了几次漂亮的伏击战。进步青年和贫苦农民纷纷投奔这支革命队伍,人员迅速扩大。不久,在杞县傅集,吴芝圃宣布在睢杞大队的基础上成立豫东抗日第3游击支队(简称“三支队”)。吴芝圃任支队长。
        1938年夏秋间,西华豫东特委组织的东进支队及河南省军委派出的先遣支队先后进入睢杞地区,与三支队联合作战,建立前敌委员会,吴芝圃任书记。他积极贯彻执行党的战略方针,仅用三四个月功夫,就迅速打开了豫东的抗日局面,开辟的睢杞太抗日根据地处于陇海、京汉、津浦三大铁路干线中间,是豫东平原的心脏,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
        1938年10月,按省委指示,吴芝圃部与彭雪枫部在西华县杜岗进行合编,称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兼政委,吴芝圃任副司令。同时,成立新的豫东特委,吴芝圃任特委书记。
1939年初,游击支队东进到豫皖苏三省交界处,着手创建豫皖苏抗日根据地。2月,根据中原局指示,成立中共豫皖苏省委,彭雪枫任书记,吴芝圃任副书记。豫皖苏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
        为了打通豫皖苏边区和睢杞太根据地之间的通道,巩固睢杞太根据地,使新四军能够经常不断地从这里得到供给补充。1939年春,吴芝圃率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三大队回师睢杞太,消灭顽匪,壮大抗日武装。筹集到大量粮草军需,痛击日军部队,取得瓦岗战斗的胜利。1939年11月,新四军总部改编游击支队为新四军第6支队。彭雪枫任支队司令,吴芝圃任副司令,成为一支拥有12000余人的强大部队。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并整顿所属部队。彭雪枫、吴芝圃部整编为新四军第4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委,张震任参谋长,吴芝圃任政治部主任。4师活动地区也主要由津浦路西转移到津浦路东,开辟了淮北苏皖边区抗日根据地。
        1944年8月15日,彭雪枫、吴芝圃率部队从津浦路东打回路西,重建路西边区抗日根据地。吴芝圃同志在抗日战争中碾转中原,为建立大片的抗日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在豫皖苏地区和新四军第四师工作中,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条件下,对根据地的发展和军队的壮大起了很大作用。”[⑦]
        广州农讲所教员、学员还有许多英勇抗战的事迹,他们不论是官或兵,所作的贡献是伟大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所发挥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抗日战争的农讲所教员、学员近30多人,他们有的任军团政治部主任;有的在抗日同盟军中任少将军需长;有的任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干部;有的在国民党抗日军队中任要职。他们人数虽不多,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全民族的解放战争作出贡献。尤其是第二届学员吴勤所领导的“广游二支队”,在广州沦陷的第二天,敢于打响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为珠江地区敌后抗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为日后组建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5年1月正式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成为广东人民抗日武装一支重要的队伍。被誉为青山之鹰的内蒙古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蒙古族学员康富成,在抗战时期不愧是活跃在内蒙古大草原一只娇健无畏的雄鹰。他们都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世人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
 


[①] 刘田夫  吴南生  杨应彬《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第16页,见《纪念方方诞辰九十周年》广东省中共党史学会、广东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1994年7月 
[②] 广州农讲所纪念馆档案H4-1  19  左国良  陈谦《谭植棠传》
[③] 同上
[④] 中共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1940年3月11日)载南方局党史资料《军事工作》,重庆出版社
[⑤] 张文彬《广东工作报告》(1940年4月23日),载《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7卷
[⑥] 《康富成》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人物传略》389页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1版
[⑦] 《张际春、徐海东、吴之圃、刘长胜、张霖之、王世英、南汉宸、刘裕民同志平反昭雪追悼会在京举行》见《广州日报》1979年1月25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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