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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尹林平对统战工作的贡献——李永江
【发布时间】:2007-08-08 【类型】:农民运动 【点击次数】:346
        尹林平是江西省兴国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历任地方赤卫队大队长,红军独立第三团副团长、团长,闽南红军第二支队支队长,中共厦门临时工委书记。经过了革命斗争的磨练,是红军中年轻的指挥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从福建调到广东工作,任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委员,兼军事部部长。从此,开始了他对广东党组织和抗日部队的领导工作。
        尹林平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曾任中共广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政委。他在非常困难和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坚持武装斗争,抗击日伪军,参与建立了东江纵队,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与各纵队一起使华南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敌后大战场。本文主要论述尹林平和其他领导人一起领导东江纵队,积极开展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营救香港民主人士与文化界人士文化人士、营救盟军人员与盟军进行军事合作,出色开展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贡献。

        一、开展与国民党的统战工作
        中共广东党组织在土地革命时期一度受到敌人破坏,1936年秘密成立了中共广东南方工作委员会(“南委”),重新恢复党组织工作。随着抗日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断扩大,1938年4月,中共中央指示撤销“南委”,成立中共广东省委,张文彬任书记。在省委领导下成立军事委员会,由尹林平任军委书记。尹林平提出要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积极创建人民抗日武装。6月,尹林平和省委组织部长李大林在广州召开广州外围几个县的军事工作会议,研究建立和掌握民众抗日的武装问题。会议决定:“各地党组织要利用各种合法形式,组织民众抗日武装,推动国民党当局进行民众抗日武装的军事训练。”[①]会后,广东各地党组织坚决执行会议决定,推动国民党当局对民众抗日武装进行军事训练,积极参加军事工作,争取掌握民众抗日武装,利用合法的形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众抗日武装。
尹林平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在曾生、王作尧领导下,东江地区成立了两支抗日游击队。    1939年曾生、王作尧领导游击队东移海陆丰地区。1940年初游击队遭到了广东国民党当局的围攻,损失惨重。5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及时纠正了这一做法,指出部队东移是错误的。8月,中共广东省委派尹林平担任曾生、王作尧这两支游击队的政委,打开华南游击战争的新局面。9月中旬,尹林平在宝安县布吉乡上下坪村主持召开了部队中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称“上下坪会议”),传达了党中央的“五·八指示”,说明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进一步地开展对国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尹林平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发对顽固势力” [②]的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先后在报刊上发表《建立连队中的政治工作》、《改进军队政治工作去纪念九一八》等文章,介绍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经验。”[③]为了坚持抗战的合作,尹林平安排了多批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国民党第四战区政治部的政治大队和第四路军的看护干部训练班等组织,以提高和影响国民党军队对抗日的信心和决心,他派党员军事干部参加并逐步掌握国民党广东省劳工干部训练班的武装队,对提高国民党军队的抗日热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④]
         尹林平领导中共广东党组织,正确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扩大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毛泽东曾指出:“国民党是一个由复杂成分组成的党,其中有顽固派,也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整个国民党并不就等于顽固派。必须清楚认识到,利用他们的矛盾,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用极大的力量去团结国民党中的中间派和进步派。”[⑤]尹林平对顽固派既不幻想也不怕打摩擦仗,他坚持联合斗争和自卫斗争的统一战线原则,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发展进步势力。1942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采取反革命两面的手段,向东江纵队提出谈判的要求。尹林平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后,派王作尧和何鼎华代表东江纵队到柑坑与国民党代表黎樾廷谈判,根据尹林平的指示精神,王作尧和何鼎痛责了国民党顽固派挑动内战的罪行,并提出严惩祸首的要求,摆出了东江纵队的条件,杜绝了国民党顽固派挑拨离间的阴谋,从而得知顽固派在平湖集结了1个团的兵力准备围攻东江纵队的情况。尹林平听了王作尧和何鼎华的汇报后,立即命令部队转移,使将要围攻东江纵队的顽军扑了个空。

        二、营救香港民主人士与文化界人士
        毛泽东指出:“在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斗争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顽固派又在极力争取知识分子,因此,争取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于我们党的影响下,是一个必要的重大政策。”[⑥]抗日战争时期,许多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在重庆和桂林等地办报著文集会,宣传抗日救亡,抨击及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国民党顽固派于1940年冬开始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为了保护这批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安全,安排他们撤退到香港。到香港后,他们努力争取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及国际人士的援助和支持,继续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在香港创办了进步的报刊和社团,如宋庆龄主办的《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以范长江为社长、胡仲持为总编辑的《华商报》;以邹韬奋、矛盾、夏衍、金仲华、沈志远、胡绳为编委的《大众生活》;矛盾主办的《笔谈》;以俞颂华为总编辑的《光明日报》;救国会主办的《救国月报》;张铁生主办的《青年知识》”。[⑦]因此,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都非常憎恨这些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1941年,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军占领了香港后,封锁了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对聚居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进行大搜捕,并限令他们前往报到,使这些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陷入困境。对此,党中央非常关注,周恩来同志要求尽最大努力,不惜代价抢救这些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尹林平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抢救文化人的指示,从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抽调曾鸿文、周伯明和蔡国梁率领精干部队挺进新界九龙,开展游击战争,为抢救文化名人打通道路。尹林平一方面安排好陆路交通线沿途的接待和护送工作,另一方面抽调10余人组成海上护卫队,负责海路交通的安全。通过周密的部署,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战斗,胜利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矛盾、邹韬奋等800多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完满地完成了这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秘密大营救,从而提高了我党的威望,激发和调动了进步人士的爱国热忱和抗日的积极性,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使这批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伟大,就如邹韬奋说的“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今后一定要把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起来”。[⑧]

        三、营救盟军人员及与盟军合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发表了声明:“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地,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同时指出:英美及太平洋各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解放战争;因此,我们应该在各种场合与美英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美英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由尹林平、曾生、王作尧等领导的东江纵队庄严宣告:忠诚与各盟邦及国际友人合作,坚决拥护反法西斯统一战线。[⑩]
        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后,将英国俘虏囚禁在七姐妹、深水埗、亚皆老街等三个集中营和启德机场,将港英政府的文员、英国侨民囚禁于赤柱集中营,将印度籍官兵囚禁于马头围集中营。为了加强营救盟军人员的工作,尹林平调派了熟悉英语的合适人员在港九大队建立了国际工作小组,在香港和九龙市区设立了秘密联络点,深入到集中营与被俘的盟军人员进行联系,并采取了多种营救的方法,如派出地下工作者化妆成小贩,与在集中营外劳动的战俘联系,帮助他们隐藏起来,伺机转移;在靠近海边的集中营,短枪队员夜里乘船去喊话,或用木板写上英文,随水流进集中营,帮助他们悄悄逃走;或将叫他们伪装有病,在住进医院后再设法帮助他们逃走。[11]先后营救出盟军人员共89名,然后被护送到安全地点,使盟军人员很感激,英国中尉葛荣来信说道:“你们底无畏的英勇,你们在敌人统治的地区中,冒着极大的危险,进行了及进行着坚决的斗争,已获得任何的景仰。我从你们处所获的伟大的仁慈与殷勤的款待,我心底充满着真挚的,非文字所能形容的感谢。”[12]通过被营救出来的盟军人员的介绍和宣传,使东江抗日游击队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受到了重视,赢得了赞扬。尹林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非常重视发挥东江纵队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1944年,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争转入反攻,得到了东江纵队的密切配合,与美军情报人员合作,在情报工作和沿海测量方面给予他们提供了很多好的军事情报,为美军轰炸广州和香港的日军设施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在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和盟军合作抗战取得了成绩,赢得了很好的国际声誉。
        总而言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武器,尹林平坚决重视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创造性地开展统战工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①] 《尹林平》,第46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40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出版。
[③] 《尹林平》,第46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④] 《尹林平》,第46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⑤]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45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出版。
[⑥]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46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出版。
[⑦] 《曾生回忆录》,第21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⑧] 《东江纵队志》,第60页,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出版。
[⑨] 《东江纵队志》,第61页,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出版。
[⑩] 《曾生回忆录》,第36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出版。
[11] 《曾生回忆录》,第36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出版。
[12] 《东江纵队志》,第62页,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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