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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抗日战争的胜利——吴石坚
【发布时间】:2007-08-08 【类型】:农民运动 【点击次数】:389
        1944年、194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时期,毛泽东从部署局部反攻阶段的三大战略行动,到作出向北发展、南方防御的战略转变,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制高点,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一、
        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河南、湖南、广西等大片国土沦丧,当地民众迫切期待有人领导他们起来反抗侵略者。毛泽东当机立断,确定了开辟河南、发展江南、进军湘粤边的三大战略行动。
        1944年4月,日本侵略军开始打通河南境内的平汉铁路。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被免职。在日军发动战争的同时,毛泽东命令八路军袭击他的后背,乘机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展豫西工作基地。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派一部兵力南下豫东;太岳军区派两个团过黄河挺进豫西;新四军第5师组织7个连沿平汉铁路北上河南;新四军第4师派部西进豫皖苏地区。各部队相互配合,经过短短半年多时间,迅速打开局面,收复了原被日本侵占的大片领土,将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连接在一起。[①]
        对苏浙皖地区的发展,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是为了配合将来美军的登陆作战,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一带的大城市。7月,毛泽东在延安接待了包德瑞为组长的美军观察组。针对美军有可能在战争最后阶段在华东沿海大批登陆一事,毛泽东做出了周密详细的战略部署。毛泽东在8月下旬要求新四军总部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11月初,毛泽东再次指示新四军,美军可能在杭州湾登陆,要他们采取步骤以配合美军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一些建议供新四军领导考虑,例如增调部队南进;抽调大批干部进行训练,陆续派往苏浙;必要时设立中央分局以统一指挥苏浙地区的斗争。[②]12月,在粟裕指挥下,新四军南下部队分两路渡江,开始了发展江南的任务。为了坚强这个地区的工作,毛泽东要求新四军军部考虑建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未到任),统一指挥苏南和浙东的军事活动。1945年1月,苏浙军区成立。后来,虽然情况发生很大变化,美军放弃了在中国登陆作战的计划,但毛泽东这些战略部署的意义并没有因此丧失。因为毛泽东的部署还要更为重要的战略意图,那就是在抗日战争进入最后的反攻阶段,使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掌握先机,发展和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以便应付各种复杂局面。
        派八路军一部南下进军湘粤边,和广东东江纵队联合,开辟五岭抗日根据地,把华中和华南解放区连接起来,是毛泽东的又一项大胆战略决策。当时,日军沿粤汉铁路南下时夺占了大片国土。毛泽东会见王震,谈到他的考虑是,太平洋战争后期如果日军退向山东等地集结时,这支部队即可以转入反攻,收复更多失地。在抗战胜利后,如果蒋介石发动内战,其也能牵制其南方一翼,配合各解放区的自卫战争,打败蒋介石,建设新中国。[③]这个行动的特点是远离根据地,完全独立作战。11月,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的八路军南下支队誓师南下。后来,由于战争局势变化,东江纵队未能与南下支队会师,而日本的投降比人们预料来得更快,南下支队开辟五岭抗日根据地的计划没有完全实现。但这支部队克服最艰苦的条件,在近一年的时间中,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展现了毛泽东和人民军队的伟大革命气魄。1946年9月南下支队胜利回到延安。
        日本宣布投降后,对日接收成为首要的政治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出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调整,将长江以南的部队,全部撤到长江以北甚至黄河以北,稳住华北;决心以主力迅速向东北挺进,抢占东北。
8月9日,苏联远东军进入东北。为了配合苏军歼灭日本关东军,解放东北,八路军晋绥、晋察冀、山东军区和陕甘宁教导团共抽调5个团,进军东北,并参加接管东北各大城市。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连续向各中央局、各大战略区发出指示,要求派出组建100个团的主力部队和所需要的大批干部向东北开进。根据中央的命令,山东军区抽调主力军6万多人、黄克诚率领新四军第3师全部、华北各战略区抽调5个团向东北挺进。同时原从延安出发的,现已进至河南的南下第2、第3支队,停止南进,立即调头,向东北急进。[④]
        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商大计。蒋介石以为:如果毛泽东拒绝来重庆,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倒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来了,就可以用谈判来迫使中共做出让步,并可以取得准备全面内战、特别是调兵遣将所必需的时间。
        8月26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说,我去重庆的问题,昨晚政治局七同志与(王)若飞同志商谈,决心答复魏德迈的电报——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必须做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我们让步的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要在谈判中看看。在有利条件下是可以考虑让步的。陇海线以北迄外蒙一定要由我们占优势。东北行政大员由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一定有文章可做。如果这些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⑤]
        8月28日,在政治部主任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参加重庆谈判。谈判艰难地进行,陷入僵局。
        9月1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延安会见了苏联红军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的代表。苏军代表是1名上校军官,另有1名翻译随行,由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陪同。苏军代表奉命转达苏方意见,表示:为履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长春、哈尔滨、沈阳等大城市必须交给国民政府。朱德指出,热河、辽宁部分地区,1937年抗战爆发时即有我军活动,并开创了冀热辽根据地,而且这一地区不在中苏条约范围之内,八路军应仍保留原地。苏军代表表示赞同,并传达了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意见,请中共派代表和苏军代表乘飞机到沈阳具体研究解放军如何配合苏军的行动。当日晚,刘少奇、朱德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现在是夺取东北的千载难逢之机,决定抽调更多的部队和干部去东北,决定彭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陈云任副书记,立即奔赴东北,统一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作。会后,中央决定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挺进东北。[⑥]
        9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中共中央,表示完全同意力争东北的方针。同时指出,东北及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并告中共中央,国共谈判无进展。毛泽东、周恩来反复考虑,决定根据我党预先拟定的方案率先做出让步,以打破僵局,争取主动。9月19日在第七轮会谈上,周恩来通知国民党方面代表:关于我方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的比例,我方愿让步到一比六,如国民党方面缩编为120个师,我方应为20个师;国民党方面缩编为60个师,则我方应为10个师。同时我方拟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等8个地区之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铁路以北地区。毛泽东提出的让步,主要是从1944年三个战略部署的地区撤退,包括直接威胁到南京心脏地区的江南地区。在中共做出了让步之后,国共谈判得以顺利进行。
        同日,刘少奇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发出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同日毛泽东复电中共中央,指示迅速进入东北,说:“(一)浙东、苏南、皖南、皖中部队北撤,同意你们及张(云逸)、饶(漱石)计划,越快越好,此间已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且有好影响。(二)同意陈(毅)、饶(漱石)去山东,罗(荣桓)及萧(华)去东北,林彪去热河,亦以快为好,华中由谭(震林)、邓(小平)组织分局。” [⑦]
        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和周恩来、王若飞签署了《双十协定》。次日,毛泽东返回延安。12日毛泽东起草给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指示,指出:双十节国共协定今日公布。“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除粤、鄂、豫、浙及苏南等地顽军正在向我进攻外,沿平汉、津浦、同蒲、正太等路顽军正在向我大举进攻,争夺北宁、胶济、平绥三路的战斗亦将到来,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以松懈。”“目前伪军未解散,敌军未缴械,解放区问题未解决,谈不到整编部队问题。”[⑧]
        罗荣桓去东北后,林彪和萧劲光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和副司令员,于8月25日飞抵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后,即前往山东,途中得知中央调令后,转道出山海关。10月29日,林彪等赶到沈阳,与彭真、陈云、罗荣桓等会合。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进入东北的部队与原在东北坚持作战的抗日联军,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任第二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挺进东北的各部队。12月,中共中央决定改组中共中央东北局,林彪任书记,彭真、陈云任副书记。
        到1945年底,中国共产党挺进东北的部队已达11万人,从延安和各战略区抽调到东北的干部共约2万名。挺进东北,为发动辽沈战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


[①] 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第69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②]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38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 王震:《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载《人民日报》,1983年12月19日。
[④] 杨迪:《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第252页,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
[⑤] 逢先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第1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⑥] 杨迪:《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第255页。
[⑦] 逢先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第26、27页。
[⑧] 逢先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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