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简称农讲所纪念馆）建馆70周年，我馆推出“红墙依旧——我和农讲所的故事”特展，从“负笈者”“革命者”“建设者”“传承者”的视角，管窥从番禺学宫到农讲所纪念馆的发展历程。
人的视角，是这个展览最为关注的出发点。我们相信，每一个具体的个体，都有对历史最真实的触觉和感悟。每一位曾经在农讲所纪念馆奋斗过、工作过、参观过的人，都有关于这里的“独家记忆”。这些记忆像是一粒粒珍珠，串联成你我眼中不可替代的农讲所，它是鲜活的、生动的，也是流动的，生生不息、悠长延绵。
我们怀着对先辈的敬意、对过往的缅怀，轻叩历史之门，邀请到一些与农讲所纪念馆共青春的讲述者为大家呈现“我和农讲所的故事”。这些故事将在我馆公众号一一与大家见面。如您所见，这只是我们叙事的起点，期待您与我们共话往事。
我与农讲所的故事/曾庆榴
曾庆榴，1945年生，广东连南人，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中共党史教授。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育长、副校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著有《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广州国民政府》《走出历史的困谷》《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广州大革命史论丛》，主持撰写《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参与编撰《广东革命史辞典》，任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黄埔军校》总撰稿。
农讲所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纪念馆）之俗称，是与我年轻时的经历有密切关联的一个地方。
未到广州之前，我不知道何为农讲所。到广州上大学后，在好几年时间内，我对农讲所仍知之甚少。后来，有一次到华工听关于教学改革讲座，读了会上派发的材料，我对农讲所的情况才有点印象。也就是那一次，我认识了华工的两位同学。他们学习、探讨过农讲所的办学经验，认为从教改来说那是个现成的范本，故而组织了那场讲座。若干时日之后，这两位同学和我一样也被临时调进农讲所工作。
我走进农讲所时，是1969年春日迟迟的日子了。
那时，下乡领队的老师通知我返校，说是有一项任务派了给我。回到学校后才知，省领导决定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旁边，建造一座新的陈列馆。为此要从广州各大学以及省、市文博单位，抽调一批人员，参与其中的工作。在本校（中山大学）抽调的名单之中，有我的名字在焉。我还记得，返校那天是1969年3月22日。
1969年，曾庆榴（左）与朋友在农讲所陈列馆（今广州少儿图书馆）前留影
回到广州后，我带着行李，到广东省博物馆报到。当时应调而来的学生，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工学院、华南师范学院、广东工学院等，共有数十人之多，其中就有前面提到的华工两位同学；教师则主要来自中大、华师、暨大和省委党校；同时，从省市文博单位调来了一批从事文物及展览工作的人员，还有从全省各地抽调而来的干部。由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编辑组，主要负责两项工作：一、筹划新馆的展览；二、修改农讲所旧址的展览。
1969年9月30日,农讲所纪念馆全体编辑人员在农讲所旧址合影
此外，设有美术组、雕塑组和版面设计组，由来自广州美术学院及全省各地的数十位画家、雕塑家、书法家、设计师和裱画师傅组成，阵容强大，当中不乏大师级的人物。
以上编辑、美术、雕塑、版面设计这几个组，参与者住宿及工作的地点，就在大钟楼旁边的省博物馆的展览大楼之内。
广东省博物馆位于广州市文明路6号，原为中山大学（此前是广东高师、广东大学）最初的办学之地，大钟楼、西堂、南斋、北斋、北轩、南轩、平山堂等昔时中山大学的建筑物，依然一一在目。大钟楼是国民党一大的会址，是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人到过之地；鲁迅也在这楼上住过。大钟楼的前面的广场，曾举行过许多大规模的集会。
从中大康乐园来到昔时中山大学的校园，有点穿越时光的感觉。旧中大校园曾经是大批文化名人的棲身之地，是他们工作、生活过的地方。余生也晚。我没机会来当这些人的学生，无缘听他们讲课，却有机会居住在这里，经常踏着他们的足迹，走着他们走过的路，亦时有“典型在夙昔”“古道照颜色”的悠悠之感。
我当时的岗位，在编辑组。同来自暨大的黄振位、来自华工的小曹等，共同编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展览提纲。这时，我是自带助学金（每月13元）来参与这项工作的大学生。
在农讲所纪念馆，接触、交往的人多了。集中在这里的各大学的男女同学，有读历史、文学、外语和教育学的，也有读理科、工科的。不同学校、不同学科的同学们走在一起，共事于一堂，互相碰撞，互相影响，互补、互动。在此之前，哪有这样近距离地与不同学校、不同学科的同学交往的机会呢？语谓：“千江有水千江月”。江河不分大小，有水即有月；人无分老幼，三人行，必有我师。我来到这个平台，自觉接触面宽了，眼界被打开，见识也丰富了。
1969年9月30日,编辑组部分人员合影（前排左三为曾庆榴、左四为黄振位）
2023年2月，曾庆榴（左）与黄振位（右）在农讲所旧址留影
应调而来的各校老师和各部门的干部，各有造诣与专长，有在大学教历史的老师，有党校的党史教师，有在中文系教现代文学的，有研究鲁迅的，还有一位是研究《红楼梦》的。从事文博工作的郑广南先生，曾经带着我和另一位同学，登上当时未对外开放的越秀山镇海楼（五层楼），在楼上纵谈羊城今古，谈了整整一个晚上。多年之后，我在北京逛书店时，看到郑先生所著的《中国海盗史》（他早已调离广州）。我的学生时代，有机会来到这批人的身边，近距离接触，朝夕共事，这是多么难得。
展览馆编辑组（通常称陈列组）的业务，大体有几点：第一、阅读有关的资料，弄清与展览专题相关的史事及其前前后后的情况；第二、搜集、整理有关的图片、实物及各种可供展示的物品，了解其来源、年代、内容及展示价值；第三、了解展览场馆的实况，掌握展出空间及展线走向的实际情形；第四、结合以上各种元素，围绕展览的主题进行整体构思，拟出展览“提纲”。这“提纲”是全部展览工作的基础，等于一台大戏的脚本，有了它，画家、雕塑家方可进入创作，设计者方可进入设计。故从事这种工作，不但要求熟悉历史，而且要树立明确的“展品意识”，要求懂得鉴别与选择展品，用活展品，利用实物说话。拟出“提纲”之后，各编辑要拟出版面上的各种文字，包括前言、大小标题、部首说明及展品说明。之后，还要写出讲解词，并对讲解员加以辅导。
从学生变成“编辑”，阅读、思维和写作的习惯，都须跟着转变。从阅读来说，主要是训练“硬读”的功夫，要面对大堆并无阅读兴味的文字，学习从中读出一些不易显现的内涵来。写作也是这样，不是凭兴趣写作，不是写作抒情类、灵动性的文字，版面上所有的文字，一律要求写得简洁、准确、冼练。陈列工作似乎过于单调、枯橾和严肃，没有个人想象和发挥的空间，但是，从当学生的角度来说，却不失为一种专业训练。久而久之，我对“展品意识”已略有体会，对展场整体的构思，也有了点领悟，对我来说，是一种有益的思维方法与工作方法的训练，对我后来从事党史、革命史研究，当然是有影响的。
当时参加建馆的，有不少雕塑家、画家和设计师。搞雕塑的有潘鹤、梁明诚、曹崇恩、段积余等；画家有陈洞庭、杨之光、王恤珠、林墉、苏华、王玉珏、杨尧、陈衍宁、吴海鹰等；搞设计的有何世德等；裱画师傅叫赵肇平。另外一些雕塑家、画家的名字，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潘鹤此前已有名作《艰苦岁月》，陈洞庭、杨之光等亦已成名，而林墉、苏华、陈衍宁、杨尧、吴海鹰等，当时都还是些年青人。做编辑工作，常常要同这些在当时被戏称为“雕塑佬”“美术佬”的人打交道，或同他们讨论“提纲”中的问题，或为他们的雕塑和绘画，从历史背景上、史实上提点参考意见。在此之前，我对于雕塑和绘画，真乃一无所知，是十足的“画盲”，经过同这些人的接触，才略知雕塑、绘画作品的产生，亦有怀胎十月，一朝分娩的艰难过程。他们的创作，画技过硬当然是前提，而重要的还在思维、构图方面，这是要将万种风情凝结于瞬间，将奔涌之思绪，呈现于画面。这与写文章、做讲演，是巩然不同的思维。我虽然是地道的外行，但喜欢观看他们写画，观察他们怎么样将想象变成草图，又如何将草图变成作品。
女画家吴海鹰创作农讲所的油画时，我给她当过模特——穿乡下服装，背包袱，摆着进农讲所学习的样子；两边站着的，一位是陈衍宁，一位是杨尧，他们也各自摆着不同的姿态。当时拍的照片，我保留下来了。
20世纪70年代的模特照（左起杨尧、曾庆榴、陈衍宁）
当年同这些“雕塑佬”“美术佬”的接触，是近距离和常态性的。编团支部时，段积余任支部书记，陈衍宁任副书记，杨尧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赵肇平是保卫委员，彼此同纳入于一个临时共同体内。段积余搞雕塑，陈衍宁在画《毛主席视察棠下》，杨尧专心于油画。小赵是来自美院的裱画师，称得上是一位能工巧匠，我喜欢同他们接近。后来我有点后悔，当时与小赵走得那么近，为什么不向他学点裱画的工夫呢？
当年9月底，农讲所新馆建成，新馆、旧址的布展亦已就绪，即将对外开放。正拟打道回校，馆领导解放军徐政委却对我说：你别急着回去，要留下来“多站几班岗”，继续做未完成的工作。这样，来自各学校、各单位的数十人都回去了，整个编辑组内，只留下了8个人，包括中大、华师、省委党校的几位老师和两位学生。留下的两位学生，一位是若干年后任《广东社会科学》主编的黄振位，另一位就是鄙人。
新馆刚建成时，来参观的人特别多。朱德、董必武等人来过。他们老了，步履蹒跚，上二楼时犹费力。郭沫若也来过（1970年3月12日下午）。在休息室，女画家苏华抱来文房四宝，请郭沫若写字。只见他执笔沉吟，顿挫之际，写出了一幅大字，写的是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笔墨酣畅淋漓。郭沫若问：谁会解“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没等有人回答，他就自作讲解，说将昆仑山“裁为三截”，不是竖着裁，而是横着裁。因为词的前面，明白写着“不要这高”四个字，就是要把昆仑山“裁”得矮一些嘛。我在室内观看了这幅书法作品产生的经过。
1970年3月12日郭沫若在农讲所陈列馆二楼挥毫
郭沫若手书毛泽东诗词《念奴娇 ·昆仑》
留下来“多站几班岗”，最难得的，是可以比较安静地读几本书了。除读了些通史、近现代史方面的书之外，还有机会阅读文史资料和党史资料。全国文史资料当时印有50多辑，灰色封面；广东文史资料印有20多辑。这些，今天已不再新奇，当时却因标上“内部发行”的字样，一般读者不容易读到。对文史资料，我是从这时开始，以工作之名，进入较多、较系统的阅读。而党史资料，主要是广东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所存的资料。1966年后，因省党史办撤销，这些资料中的一部分，要转移到农讲所来。我曾随馆方人员参与对这些资料的接收和搬运。当时，我能够阅读这些资料，除工作之便外，还因资料室大姐们的贵手高抬。文史资料也好，党史资料也好，多是叙事者的亲历、亲见、亲闻之作，我读后获益良多，为后来进入职场，从事革命史、党史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史料基础。
因为要“多站几班岗”， 1969年11月间，我有机会随徐震东（副主任）和小赖（文物组）出了一趟差，到延安、西安、重庆、遵义和贵阳，去参观、访问和征集展品。我们启程北上时，已经是入冬时节矣，到西安即感寒气逼人。从西安到延安，乘坐的是敞蓬大卡车，冷风嗖嗖，如刀似割。进午餐的地点，叫做洛川，那是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会的洛川。
在延安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参观了凤凰山、枣园、杨家岭等，登上了宝塔山。最主要的活动，是参观延安革命历史纪念馆，到该馆文物库房探看藏品，并同馆领导和业务人员座谈、交流。当时，我们获赠几件展品，其中有木椅、桌子、火盆、煤油灯等等。据说毛泽东在写作《论持久战》时，使用过这些物品。我们将这几件东西从延安运至西安，又从西安火车站办理托运，运回广州。
入住于延安宾馆时，正值毛泽东在延安时的警卫员贺清华、齐吉树、石国瑞这几个人，亦入宿于此；当地领导干部土金璋在此负责接待。经过同意，我们在宾馆对他们作过访谈，听贺、齐、石、土讲他们的故事和延安革命史，齐吉树讲的是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他随同前往的情况，他说，那时他只有十八九岁，同毛主席一起，乘赫尔利的飞机到重庆。土金璋讲毛泽东在陕北13年，着重讲转战陕北。我们合影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我保留下来了。
延安，小学时读过一篇课文：延安，周围是山，延河绕城流过，城外的宝塔山上，有雄伟的九级宝塔……这次，我们不远千里，冒着严寒来瞻仰你——延安！小赖是带着照像机来的，但对他的摄影技术，我实在不敢恭维。他没把我们在延安活动的照片拍好，未免遗憾。
从延安返回西安时，我们坐火车经宝鸡、成都而到重庆。参观红岩时，是个烟笼雾罩的日子。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墙上，挂着董必武的一首诗，开头的两句是：“到底人民胜，红岩不枉居”。小说《红岩》我是读过的，实地参观，却很难与读小说所形成的印象联系起来。曾家岩周公馆，那时还藏身于小巷深处，数十年后（2014年）重游此地，只见曾家岩周围的房舍，已被拆除，全无当年旧观了。
离开重庆到遵义，记忆中留下两件事：一是听遵义馆姓田的馆员讲遵义会议前后的史事，他掌握的资料很充分，当时难得听到如此详细、如此深入的讲解。并经过田的介绍，到该馆资料室查阅资料。二是参观展览时，徐主任看了红军强渡乌江时使用过的一条长长的缆绳，认为以物证史，足以展示红军长征的实况，欲借回广州展出。遵义馆说不便借出，但是可以仿制，遂派人领着我到一家小作坊，按原样仿制了一条。这一仿制之棕绳，也是经我手装箱、托运，运回广州的。
在遵义，还同工作人员合了影。这张照片也保存下来了。多年之后，我随广东省政协考察团重访遵义，拿着这张照片到纪念馆去找田先生。回答说：田是他们的老馆长，研究成果丰硕。可惜行迹匆匆，缘悭一面。
1969年11月，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留影（前排居中者为徐震东副主任，右二为曾庆榴）
我在编辑组一直工作到1970年7月。因高校毕业生将分配工作，我必须回校。这是我以学生身份“借调”农讲所工作的经过。这次“借调”，共“借”去一年半时间。
第二次被“借调”农讲所，是我毕业分配之后。当时已定我留中大工作。过了一段时间，中大又通知我再到农讲所。这一次仍是“借调”，只不过再不是学生了，而是从自带助学金变成自带工薪（每月51元），来参与农讲所的工作。不久之前在延安见过面、座谈过的毛泽东警卫员齐吉树和延安领导干部土金璋，领着一批人到了广州，省领导到他们下塌的越秀宾馆接见他们，谈话时我在场。他们参观农讲所时，我参与了接待。当时还在越秀宾馆组织了一场报告会，请齐吉树、土金璋作党史报告。
第三次“借调”农讲所，是1972年的上半年。这次在农讲所，我又工作了好几个月。
以上三次“借调”，我在农讲所纪念馆工作，共达两年多时间，前后跨过了四个年头。这是我20多岁时难忘的一段经历。经过三次“借调”，我从学校过渡到职场。此后，同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教学研究打交道，一转眼就过了几十个年头了。回想起来，我此后所走的道路，同三次“借调”不是没有关联的。可以说，农讲所充实和改变了我，并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我。我这个乡下仔，似被一种空灵之力左右着，走向了一个和自己的秉赋与能力并不相称的从业领域。
2023年5月，曾庆榴参观“红墙依旧——我和农讲所的故事”特展
今年是农讲所纪念馆建馆七十周年纪念。5月间，我应邀到该馆参加纪念活动，并参观了“红墙依旧——我和农讲所的故事”展览。我看到，展墙所展示的多幅旧照片上，有我年轻时的影子在焉。那是五十多年前的我，是从课堂向职场过渡时的我。青春呵，未免青涩，但是难于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