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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记忆 | 曾庆榴:我与农讲所的故事
【发布时间】:2023-09-06 15:04:33 【类型】:新闻动态 【点击次数】:647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简称农讲所纪念馆)建馆70周年,我馆推出“红墙依旧——我和农讲所的故事”特展,从“负笈者”“革命者”“建设者”“传承者”的视角,管窥从番禺学宫到农讲所纪念馆的发展历程。

人的视角,是这个展览最为关注的出发点。我们相信,每一个具体的个体,都有对历史最真实的触觉和感悟。每一位曾经在农讲所纪念馆奋斗过、工作过、参观过的人,都有关于这里的“独家记忆”。这些记忆像是一粒粒珍珠,串联成你我眼中不可替代的农讲所,它是鲜活的、生动的,也是流动的,生生不息、悠长延绵。

我们怀着对先辈的敬意、对过往的缅怀,轻叩历史之门,邀请到一些与农讲所纪念馆共青春的讲述者为大家呈现“我和农讲所的故事”。这些故事将在我馆公众号一一与大家见面。如您所见,这只是我们叙事的起点,期待您与我们共话往事。

我与农讲所的故事/曾庆榴

       曾庆榴,1945年生,广东连南人,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中共党史教授。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育长、副校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著有《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广州国民政府》《走出历史的困谷》《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广州大革命史论丛》,主持撰写《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参与编撰《广东革命史辞典》,任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黄埔军校》总撰稿。

农讲所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纪念馆)之俗称,是与我年轻时的经历有密切关联的一个地方。

未到广州之前,我不知道何为农讲所。到广州上大学后,在好几年时间内,我对农讲所仍知之甚少。后来,有一次到华工听关于教学改革讲座,读了会上派发的材料,我对农讲所的情况才有点印象。也就是那一次,我认识了华工的两位同学。他们学习、探讨过农讲所的办学经验,认为从教改来说那是个现成的范本,故而组织了那场讲座。若干时日之后,这两位同学和我一样也被临时调进农讲所工作。

我走进农讲所时,是1969年春日迟迟的日子了。

那时,下乡领队的老师通知我返校,说是有一项任务派了给我。回到学校后才知,省领导决定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旁边,建造一座新的陈列馆。为此要从广州各大学以及省、市文博单位,抽调一批人员,参与其中的工作。在本校(中山大学)抽调的名单之中,有我的名字在焉。我还记得,返校那天是1969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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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曾庆榴(左)与朋友在农讲所陈列馆(今广州少儿图书馆)前留影

回到广州后,我带着行李,到广东省博物馆报到。当时应调而来的学生,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工学院、华南师范学院、广东工学院等,共有数十人之多,其中就有前面提到的华工两位同学;教师则主要来自中大、华师、暨大和省委党校;同时,从省市文博单位调来了一批从事文物及展览工作的人员,还有从全省各地抽调而来的干部。由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编辑组,主要负责两项工作:一、筹划新馆的展览;二、修改农讲所旧址的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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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9月30日,农讲所纪念馆全体编辑人员在农讲所旧址合影


此外,设有美术组、雕塑组和版面设计组,由来自广州美术学院及全省各地的数十位画家、雕塑家、书法家、设计师和裱画师傅组成,阵容强大,当中不乏大师级的人物。

以上编辑、美术、雕塑、版面设计这几个组,参与者住宿及工作的地点,就在大钟楼旁边的省博物馆的展览大楼之内。

广东省博物馆位于广州市文明路6号,原为中山大学(此前是广东高师、广东大学)最初的办学之地,大钟楼、西堂、南斋、北斋、北轩、南轩、平山堂等昔时中山大学的建筑物,依然一一在目。大钟楼是国民党一大的会址,是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人到过之地;鲁迅也在这楼上住过。大钟楼的前面的广场,曾举行过许多大规模的集会。

从中大康乐园来到昔时中山大学的校园,有点穿越时光的感觉。旧中大校园曾经是大批文化名人的棲身之地,是他们工作、生活过的地方。余生也晚。我没机会来当这些人的学生,无缘听他们讲课,却有机会居住在这里,经常踏着他们的足迹,走着他们走过的路,亦时有“典型在夙昔”“古道照颜色”的悠悠之感。

我当时的岗位,在编辑组。同来自暨大的黄振位、来自华工的小曹等,共同编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展览提纲。这时,我是自带助学金(每月13元)来参与这项工作的大学生。 

在农讲所纪念馆,接触、交往的人多了。集中在这里的各大学的男女同学,有读历史、文学、外语和教育学的,也有读理科、工科的。不同学校、不同学科的同学们走在一起,共事于一堂,互相碰撞,互相影响,互补、互动。在此之前,哪有这样近距离地与不同学校、不同学科的同学交往的机会呢?语谓:“千江有水千江月”。江河不分大小,有水即有月;人无分老幼,三人行,必有我师。我来到这个平台,自觉接触面宽了,眼界被打开,见识也丰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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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9月30日,编辑组部分人员合影(前排左三为曾庆榴、左四为黄振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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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曾庆榴(左)与黄振位(右)在农讲所旧址留影

应调而来的各校老师和各部门的干部,各有造诣与专长,有在大学教历史的老师,有党校的党史教师,有在中文系教现代文学的,有研究鲁迅的,还有一位是研究《红楼梦》的。从事文博工作的郑广南先生,曾经带着我和另一位同学,登上当时未对外开放的越秀山镇海楼(五层楼),在楼上纵谈羊城今古,谈了整整一个晚上。多年之后,我在北京逛书店时,看到郑先生所著的《中国海盗史》(他早已调离广州)。我的学生时代,有机会来到这批人的身边,近距离接触,朝夕共事,这是多么难得。

展览馆编辑组(通常称陈列组)的业务,大体有几点:第一、阅读有关的资料,弄清与展览专题相关的史事及其前前后后的情况;第二、搜集、整理有关的图片、实物及各种可供展示的物品,了解其来源、年代、内容及展示价值;第三、了解展览场馆的实况,掌握展出空间及展线走向的实际情形;第四、结合以上各种元素,围绕展览的主题进行整体构思,拟出展览“提纲”。这“提纲”是全部展览工作的基础,等于一台大戏的脚本,有了它,画家、雕塑家方可进入创作,设计者方可进入设计。故从事这种工作,不但要求熟悉历史,而且要树立明确的“展品意识”,要求懂得鉴别与选择展品,用活展品,利用实物说话。拟出“提纲”之后,各编辑要拟出版面上的各种文字,包括前言、大小标题、部首说明及展品说明。之后,还要写出讲解词,并对讲解员加以辅导。

从学生变成“编辑”,阅读、思维和写作的习惯,都须跟着转变。从阅读来说,主要是训练“硬读”的功夫,要面对大堆并无阅读兴味的文字,学习从中读出一些不易显现的内涵来。写作也是这样,不是凭兴趣写作,不是写作抒情类、灵动性的文字,版面上所有的文字,一律要求写得简洁、准确、冼练。陈列工作似乎过于单调、枯橾和严肃,没有个人想象和发挥的空间,但是,从当学生的角度来说,却不失为一种专业训练。久而久之,我对“展品意识”已略有体会,对展场整体的构思,也有了点领悟,对我来说,是一种有益的思维方法与工作方法的训练,对我后来从事党史、革命史研究,当然是有影响的。

当时参加建馆的,有不少雕塑家、画家和设计师。搞雕塑的有潘鹤、梁明诚、曹崇恩、段积余等;画家有陈洞庭、杨之光、王恤珠、林墉、苏华、王玉珏、杨尧、陈衍宁、吴海鹰等;搞设计的有何世德等;裱画师傅叫赵肇平。另外一些雕塑家、画家的名字,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潘鹤此前已有名作《艰苦岁月》,陈洞庭、杨之光等亦已成名,而林墉、苏华、陈衍宁、杨尧、吴海鹰等,当时都还是些年青人。做编辑工作,常常要同这些在当时被戏称为“雕塑佬”“美术佬”的人打交道,或同他们讨论“提纲”中的问题,或为他们的雕塑和绘画,从历史背景上、史实上提点参考意见。在此之前,我对于雕塑和绘画,真乃一无所知,是十足的“画盲”,经过同这些人的接触,才略知雕塑、绘画作品的产生,亦有怀胎十月,一朝分娩的艰难过程。他们的创作,画技过硬当然是前提,而重要的还在思维、构图方面,这是要将万种风情凝结于瞬间,将奔涌之思绪,呈现于画面。这与写文章、做讲演,是巩然不同的思维。我虽然是地道的外行,但喜欢观看他们写画,观察他们怎么样将想象变成草图,又如何将草图变成作品。

女画家吴海鹰创作农讲所的油画时,我给她当过模特——穿乡下服装,背包袱,摆着进农讲所学习的样子;两边站着的,一位是陈衍宁,一位是杨尧,他们也各自摆着不同的姿态。当时拍的照片,我保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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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的模特照(左起杨尧、曾庆榴、陈衍宁)

当年同这些“雕塑佬”“美术佬”的接触,是近距离和常态性的。编团支部时,段积余任支部书记,陈衍宁任副书记,杨尧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赵肇平是保卫委员,彼此同纳入于一个临时共同体内。段积余搞雕塑,陈衍宁在画《毛主席视察棠下》,杨尧专心于油画。小赵是来自美院的裱画师,称得上是一位能工巧匠,我喜欢同他们接近。后来我有点后悔,当时与小赵走得那么近,为什么不向他学点裱画的工夫呢?

当年9月底,农讲所新馆建成,新馆、旧址的布展亦已就绪,即将对外开放。正拟打道回校,馆领导解放军徐政委却对我说:你别急着回去,要留下来“多站几班岗”,继续做未完成的工作。这样,来自各学校、各单位的数十人都回去了,整个编辑组内,只留下了8个人,包括中大、华师、省委党校的几位老师和两位学生。留下的两位学生,一位是若干年后任《广东社会科学》主编的黄振位,另一位就是鄙人。

新馆刚建成时,来参观的人特别多。朱德、董必武等人来过。他们老了,步履蹒跚,上二楼时犹费力。郭沫若也来过(1970年3月12日下午)。在休息室,女画家苏华抱来文房四宝,请郭沫若写字。只见他执笔沉吟,顿挫之际,写出了一幅大字,写的是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笔墨酣畅淋漓。郭沫若问:谁会解“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没等有人回答,他就自作讲解,说将昆仑山“裁为三截”,不是竖着裁,而是横着裁。因为词的前面,明白写着“不要这高”四个字,就是要把昆仑山“裁”得矮一些嘛。我在室内观看了这幅书法作品产生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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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3月12日郭沫若在农讲所陈列馆二楼挥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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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手书毛泽东诗词《念奴娇 ·昆仑》



留下来“多站几班岗”,最难得的,是可以比较安静地读几本书了。除读了些通史、近现代史方面的书之外,还有机会阅读文史资料和党史资料。全国文史资料当时印有50多辑,灰色封面;广东文史资料印有20多辑。这些,今天已不再新奇,当时却因标上“内部发行”的字样,一般读者不容易读到。对文史资料,我是从这时开始,以工作之名,进入较多、较系统的阅读。而党史资料,主要是广东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所存的资料。1966年后,因省党史办撤销,这些资料中的一部分,要转移到农讲所来。我曾随馆方人员参与对这些资料的接收和搬运。当时,我能够阅读这些资料,除工作之便外,还因资料室大姐们的贵手高抬。文史资料也好,党史资料也好,多是叙事者的亲历、亲见、亲闻之作,我读后获益良多,为后来进入职场,从事革命史、党史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史料基础。

因为要“多站几班岗”, 1969年11月间,我有机会随徐震东(副主任)和小赖(文物组)出了一趟差,到延安、西安、重庆、遵义和贵阳,去参观、访问和征集展品。我们启程北上时,已经是入冬时节矣,到西安即感寒气逼人。从西安到延安,乘坐的是敞蓬大卡车,冷风嗖嗖,如刀似割。进午餐的地点,叫做洛川,那是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会的洛川。

在延安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参观了凤凰山、枣园、杨家岭等,登上了宝塔山。最主要的活动,是参观延安革命历史纪念馆,到该馆文物库房探看藏品,并同馆领导和业务人员座谈、交流。当时,我们获赠几件展品,其中有木椅、桌子、火盆、煤油灯等等。据说毛泽东在写作《论持久战》时,使用过这些物品。我们将这几件东西从延安运至西安,又从西安火车站办理托运,运回广州。

入住于延安宾馆时,正值毛泽东在延安时的警卫员贺清华、齐吉树、石国瑞这几个人,亦入宿于此;当地领导干部土金璋在此负责接待。经过同意,我们在宾馆对他们作过访谈,听贺、齐、石、土讲他们的故事和延安革命史,齐吉树讲的是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他随同前往的情况,他说,那时他只有十八九岁,同毛主席一起,乘赫尔利的飞机到重庆。土金璋讲毛泽东在陕北13年,着重讲转战陕北。我们合影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我保留下来了。

延安,小学时读过一篇课文:延安,周围是山,延河绕城流过,城外的宝塔山上,有雄伟的九级宝塔……这次,我们不远千里,冒着严寒来瞻仰你——延安!小赖是带着照像机来的,但对他的摄影技术,我实在不敢恭维。他没把我们在延安活动的照片拍好,未免遗憾。

从延安返回西安时,我们坐火车经宝鸡、成都而到重庆。参观红岩时,是个烟笼雾罩的日子。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墙上,挂着董必武的一首诗,开头的两句是:“到底人民胜,红岩不枉居”。小说《红岩》我是读过的,实地参观,却很难与读小说所形成的印象联系起来。曾家岩周公馆,那时还藏身于小巷深处,数十年后(2014年)重游此地,只见曾家岩周围的房舍,已被拆除,全无当年旧观了。

离开重庆到遵义,记忆中留下两件事:一是听遵义馆姓田的馆员讲遵义会议前后的史事,他掌握的资料很充分,当时难得听到如此详细、如此深入的讲解。并经过田的介绍,到该馆资料室查阅资料。二是参观展览时,徐主任看了红军强渡乌江时使用过的一条长长的缆绳,认为以物证史,足以展示红军长征的实况,欲借回广州展出。遵义馆说不便借出,但是可以仿制,遂派人领着我到一家小作坊,按原样仿制了一条。这一仿制之棕绳,也是经我手装箱、托运,运回广州的。

在遵义,还同工作人员合了影。这张照片也保存下来了。多年之后,我随广东省政协考察团重访遵义,拿着这张照片到纪念馆去找田先生。回答说:田是他们的老馆长,研究成果丰硕。可惜行迹匆匆,缘悭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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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1月,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留影(前排居中者为徐震东副主任,右二为曾庆榴)

我在编辑组一直工作到1970年7月。因高校毕业生将分配工作,我必须回校。这是我以学生身份“借调”农讲所工作的经过。这次“借调”,共“借”去一年半时间。

第二次被“借调”农讲所,是我毕业分配之后。当时已定我留中大工作。过了一段时间,中大又通知我再到农讲所。这一次仍是“借调”,只不过再不是学生了,而是从自带助学金变成自带工薪(每月51元),来参与农讲所的工作。不久之前在延安见过面、座谈过的毛泽东警卫员齐吉树和延安领导干部土金璋,领着一批人到了广州,省领导到他们下塌的越秀宾馆接见他们,谈话时我在场。他们参观农讲所时,我参与了接待。当时还在越秀宾馆组织了一场报告会,请齐吉树、土金璋作党史报告。

第三次“借调”农讲所,是1972年的上半年。这次在农讲所,我又工作了好几个月。

以上三次“借调”,我在农讲所纪念馆工作,共达两年多时间,前后跨过了四个年头。这是我20多岁时难忘的一段经历。经过三次“借调”,我从学校过渡到职场。此后,同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教学研究打交道,一转眼就过了几十个年头了。回想起来,我此后所走的道路,同三次“借调”不是没有关联的。可以说,农讲所充实和改变了我,并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我。我这个乡下仔,似被一种空灵之力左右着,走向了一个和自己的秉赋与能力并不相称的从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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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曾庆榴参观“红墙依旧——我和农讲所的故事”特展


       今年是农讲所纪念馆建馆七十周年纪念。5月间,我应邀到该馆参加纪念活动,并参观了“红墙依旧——我和农讲所的故事”展览。我看到,展墙所展示的多幅旧照片上,有我年轻时的影子在焉。那是五十多年前的我,是从课堂向职场过渡时的我。青春呵,未免青涩,但是难于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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