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清风来故人。这是我们第二次陕西之行。
一年前，我们寻访了刘友珊、马致远、鲁振之、亢心栽等第六届农讲所学员的后人，共征集了藏品50件/套。一年后，我们和各位学员后人的情感链接更加紧密，见面就是一个大大的拥抱，寒暄着一年来的工作生活变化，一如老友相见。
在学员后人刘丽丽、杜明科和渭南师范学院教师刘再营、绥德革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王晖等人的热情帮助下，我们今年终于联系 上了第六届农讲所学员霍世杰、李维屏、韩崇正、张克敏、郭树藩、杜松寿等的后人。7月23日至30日的陕西行真是惊喜连连、收获满满，刘友珊儿子刘毓璋、孙女刘丽丽，马致远孙女马乐群、儿媳孙永芳，鲁振之儿子鲁必远，郭树藩孙女郭翠，杜松寿外孙李虎和李龙、侄子杜明科、后人杜上游，韩崇正女儿韩芳纪，丘倜女儿丘光玫，张克敏儿子张赦等慷慨捐赠珍藏160余件/套，填补了部分农讲所学员藏品的空白，大大丰富了农讲所馆藏资源，为学术研究和陈列展览积累了宝贵的文化财富，更为红色文化传承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学员后人拉着我们的手，动情地说:“就是巴望着你们来，盼啊盼啊，可算是把你们盼来啦，我要把父亲（爷爷）的东西捐给他的母校保管，让革命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丘光玫（右一）讲述父亲丘倜的革命故事（丘倜为第六届农讲所江西籍学员，后人在西安工作）
一年前，我们带着公函前往陕西寻访后人，人们一开始疑虑重重:“会不会是骗子，毕竟公函和工作证也可能造假……”一年来，我们随时报告农讲所工作情况、分享信息，信任和情感慢慢开花结果。一年后，我们后备箱塞满了学员后人热情相赠的酥梨、葡萄、桃子、西红柿。
“够啦够啦，吃不了那么多！”
“不行不行，这是自家种的，一大早去园子里采的，你们得拿上，是我们对农讲所人的小小心意啊！”
千恩万谢关了车门，赶紧尝尝新摘的水果，轻轻咬下去一口，酥梨真是甜到了心里，这更是被信任的滋味啊！
农讲所纪念馆工作人员打包藏品
02
第六届农讲所陕西籍学员名单
革命风吹渭水，激荡百年史册。
这是第六届农讲所陕西籍学员名单，16位曾经胸怀家国天下的青年人赫然在列。
1926年他们奔赴大革命的中心地——广州时，正值青春年华。
近百年前的历史似乎遥不可及。
他们当初为何选择革命的道路，他们后来的工作生活如何，他们又是怎样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
文物会说话。这些珍贵的文物藏品给出了答案。
面对一件件留有先辈印记的实物，我们暂且不谈在大革命洪流中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群像，因为对群像的定义，或许偶尔会让人们忽略作为个体的人在面对理想和信念的抉择时付出的巨大勇气和牺牲。而对于个体，我们有时也会因为太注重宏大叙事而缺少一些生动细节。
那么，我们就只谈一件具体的物、一段鲜活的往事吧，试着为时代做一个小小的注脚。
马致远（1902—1980）在第六届农讲所毕业后，返回陕西从事农运工作，曾任陕西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
在一份马致远1965年时回忆当年农讲所学习生活的文章中，他写道：
我是个一般的学员，在三五月期间，所长毛泽东同志同我进行过两三次谈话。最有趣的一次谈话是在结业前，毛所长带有启发性的发问。他说：“你的名字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字呢？”（我当时的名字叫马价人）我突然呆起来，不知所措，用“人多势众”四字回答所长的发问。毛所长接着说：“人多势众说对了，你们三百多个同学，每人若能领导三五万农民兄弟，农民运动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一位经常关心、亲近学员（甚至关注到一位自称“一般的学员”），讲究启发式教育方法的毛泽东所长形象跃然纸上。而1926至1927年这一时期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更是雄辩地证明，所长当年的判断是正确的。
马致远的读书笔记（马致远孙女马乐群捐赠）
行我们征集到了马致远写的读书笔记，发现他细心地把几十本笔记本编了号，一手毛笔字写得行云流水、俊秀洒脱。此外，还有他作了批注的书籍，为儿孙辈编写的歌谣、打油诗，更有他晚年用过的蒸笼、针线盒等生活物品。感谢这些老物件，马致远的形象瞬间具体而丰满了——他是一位年轻的革命者，后来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曾任陕西省图书馆主任、蒲城县文化馆馆长，热爱读书写字，养花种树，他还擅长擀面条、蒸包子馒头，会做针线活，亲切得像邻家的老爷爷。
革命者，不是天降神兵，更多的其实就是国家和民族需要时挺身而出的普通人。
探访第六届农讲所学员亢心栽的老宅（前排左一为亢心栽女儿亢谊援）
03
三秦大地的点点星火不止当年的革命者。
刘友珊（1904—1994）第六届农讲所毕业后，在蒲城从事农运工作，1927年春在长安县主办农运讲习班。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蒲城县副县长等职。
刘毓璋是第六届农讲所学员刘友珊的小儿子，退休前是蒲城县人大副主任。得知我们要前往访问，他早早整理好了珍藏多年的父亲遗物，准备一并捐赠给农讲所纪念馆。
在这批珍贵的捐赠品中，有许多战友、同事写给刘友珊的信件。其中一封是参加过中条山战役的战友之子的来信，刘毓璋一字一句读着这封信，读到“叔叔您率领先锋队突围，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终于突出重围，可惜我父以身报国”时，几度哽咽。这封特殊的信笺他早已反复翻阅烂熟于心，再次读来仍是字字泣血。
一件件旧物，一桩桩往事，刘毓璋如数家珍，像电影一样回放了刘友珊的一生，还有他们之间的深厚父子情，言语中有骄傲、自豪，还有动容、不舍，但他还是慷慨地说，“我自己留着干嘛，还是放在农讲所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刘友珊的书法作品（刘友珊儿子刘毓璋捐赠）
杜松寿（1905—1991）从第六届农讲所毕业后，返回陕西开展农运工作，后投身于文字改革工作，在汉语拼音文字、汉语拼音方案等方面做了许多研究，为我国语文现代化运动做出重要贡献。
在杜松寿1951年写的一篇文章中，他回忆了当年毛泽东授课的细节：
毛主席的讲课，在我们当时肤浅的认识看来，不是抄自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不是国际大势的“口头禅”；而是牛王庙、三薯加一米这些学生所熟悉而不能从其中看出一些道理的农村实际情况和阶级斗争的深入辨认。因此学生听了感到莫大的兴趣，得到莫大的启示。
感恩革命先辈的浴血奋战换来的新天地，今天，沐浴着阳光雨露成长起来的我们对“牛王庙”和“三薯加一米”这样的词汇已经感到很陌生。牛王庙是指地主恶霸私设公堂一类之事，三薯加一米则指广东东江一带农民因地租太重，经常吃三分红薯一分糙米的饭，小孩子饿得患病。百年前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百姓困苦的画面扑面而来。
此行我们还征集到了几封杜松寿写给女儿杜凌的家信，朴实的语言，真挚的情感，体现了一位父亲对女儿的殷切关怀。杜凌是西北军政大学艺术学院学员，1950年任炮兵文工队队员，后参加了修筑天兰铁路和抗美援朝战争。
1953年，杜松寿女儿杜凌（左一）在抗美援朝战争前线为战士们演出
硝烟散尽，红色基因仍在传承，红色血脉仍在延续。
04
陕西之行，唯有感动流淌在心间。
不止于捐赠者的慷慨，还有每一个藏着深情的细节：
鲁振之的儿子鲁必远身体抱恙，还提前整理好了待捐藏品，每件藏品都夹着一张字条，工工整整地写着其来源和流传经历；
张克敏的儿子张赦多次拒绝商人要购买其父用过的墨盒的提议，一听说农讲所纪念馆要来征集，马上表示愿意无偿捐赠；
韩崇正的女儿韩芳纪一早就起身为我们做手擀面，她的两个儿子也提前从外地赶回老家，帮助我们整理拟征集藏品；
杜松寿的侄子杜明科不遗余力地宣传红色故事，还身体力行地从西安到华县帮我们找文物；
亢心栽的女儿亢谊援女婿张应寿已是古稀之年，他们坚持要从西安驱车赶来蒲城老宅，为我们讲述父亲的革命事迹；
郭树藩的孙女郭翠和郭艳，面对为数不多的祖父珍藏，尽管充满了不舍，还是郑重地把祖父生前用过的印章交给我们；
丘倜的女儿丘光玫已年过八旬，但讲起父亲的往事，她眼里依然闪着明媚的光，为了迎接我们，甚至把家里的墙面重新粉刷了一遍，这是多么珍贵的情谊啊……
鲁必远（左）讲述父亲鲁振之的革命事迹
在韩崇正老宅阁楼上整理旧物（左一、二为韩崇正孙子韩小军、韩建军）
还有太多感动，无法一一胜记。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陕西行的第一站，是位于佳县店镇乔家寨村的乔国桢故居。当汽车行驶在乔家寨村的蜿蜒公路上时，我们深深感慨，乔国桢得走多久才能绕道省城，再千里迢迢来广州农讲所求学；他是下了怎样的决心要走出去，要搞革命。
也许正是有无数如此果敢坚毅的农讲所学子，才有了后来遍地开花的农民协会，才有了成千上万的农民觉醒，才有了中国革命的新面貌。
所以，对于我们而言，这不仅是一次陕西籍学员的寻迹之行，也是一次对农讲所的再认识，意义非凡。
是的，还是要感谢，郑重其事地感谢。
感谢后人的珍视，多年如一日小心翼翼地护着这批藏品的周全，我们才能有机会跨越万水千山把它们带到更多观众面前。
感谢后人的信任，我们定当不负重托，用心、用情、用力地保护好珍藏，讲好先辈故事，让革命精神在传承中生生不息。
我们坚信，路虽远，行则将至。
虽千万里，日夜兼程，笃行不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