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全国苏区革命斗争的统一领导，构建了若干条秘密交通线。其中从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永定到瑞金的这条中央红色交通线，持续时间最长、发挥作用最大。这条交通线，传递了大量中央和地方文件、情报资料，运送苏区急需的物资和经费，安全护送领导干部和优秀人才到中央苏区，因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被毛泽东誉为“红色血脉”。 

“宁可放弃苏区一个县，

也要办好交通线”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干部，群众运动的领袖，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党外革命人士倒在血泊中，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广州街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192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会议通过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明确指出“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强调“务使本党有一个全国的交通网”。会后不久，党中央机关从武汉迁移到上海。



八七会议的会议记录

    1930年初，毛泽东、朱德带领开辟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成为当时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之一，也为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闽西苏维埃政府印

        如果说党中央是大脑，那么苏区就是躯干。两者相隔数千里之遥，后者更是处在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内陆山区，再叠加艰苦的战争环境，致使两者之间难以及时取得联系。“大脑”和“躯干”信息的不畅，影响到党中央对苏区革命发展作出正确的研判和领导。1929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一封给毛泽东（润之）、朱德（玉阶）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即“二月来信”），要求“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为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毛泽东、朱德二人“离开部队”“速来中央”。该信辗转直到4月才送到他们手中，但此时赣南、闽西的革命形势正日渐好转。“二月来信”在红四军中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





《中央给润之、玉阶等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

（部分）



党中央认识到与各地党组织、革命根据地建立联系的紧迫性，并迅速作出开辟交通线的重要决定。周恩来直接要求“宁可放弃苏区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



1930年10月，中央政治局把建立上海中央机关通往闽西、赣南交通线的建议，列入“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央交通局以很大的决心，从各省调来精兵强将，在闽西苏区“工农通讯社”机要交通网的基础上，集中三个月的时间，打通了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的交通线，把“躯干”与“大脑”连接起来。交通线也成为当时党和红军的“生命线”。



闽西工农通讯社秘密交通图



         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直线距离不足1000公里，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不给赤匪粒米勺水之接济、片纸只鸟之通过”的严密封锁，想直接从陆路进入苏区，难于登天。



国民党为封锁红军建造的碉堡

         中共中央凭借革命智慧，选择从海路出发坐船前往当时的英殖民地香港，再经香港绕回粤东，溯韩江而上至大埔青溪，再由陆路进入苏区的方法。虽然路途长达三千公里，却避开了许多危险：路线水陆兼备，可以避开部分陆路国民党军队的盘查；横越沪、港、汕三大城市，交通员易于化装往来；绵亘闽、粤、赣三省高山峻岭，人员、物资易于隐蔽。



地图来源：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生态景观设计中心

从上海出发到达的第一站就是位于香港的华南交通总站。为何将如此重要的站点选在香港，党中央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香港是广东党组织领导机关活动的中心。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广东区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区委机关暂时撤离广州，迁往香港。10月，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组成了新的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充实和健全了党的领导机构，有利于革命斗争的恢复和开展。



民国时期的油麻地广东道

为了加强与在上海的党中央的联系和对广东全省的联络，中共广东省委开辟了与上海的联系通道和一些通往各地区的交通线，逐步形成了一个以香港为中心，分布于全省各地的地下交通网络。当时，中共中央与广东省委的联系，主要由海上通道进行，通过上海至香港轮船上海员党员或工会会员的掩护和帮助，来传递信息、运送物资和护送干部。中共中央在上海出版的报刊，也是由轮船上的党员和海员工会会员携带抵港的。

1927年7月发布的《中共南方局交通处工作条例》，对广东境内的地下交通做了具体规定.

香港特殊的环境，便于地下工作的开展。

香港当时是英属殖民地，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海上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华洋杂处，百业并存，便于交通员寻找职业掩护，也便于购买苏区所需要的各种物资。





民国时期的香港中环街景

        香港的商业电台比较发达。1929年底，中共中央在香港九龙设立秘密无线电台。1931年1月，沪港开始通讯。中央和苏区的往来电报，都通过香港电台转递。华南交通总站成立后，在香港铜锣湾建立了一所秘密机关和招待所，以接待党中央从上海送来的干部。所有由中央交通局派经香港到苏区的同志在上海启程前，都先通过上海的地下电台将人员、性别、政治情况、到香港后住何旅馆、约定的接头联系口号等先告诉华南交通总站。人员到香港后，交通员便可按电台的通知找到他们。



民国时期的香港铜锣湾



 
中央红色交通线上的重要枢纽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在香港成立华南交通总站，直属中央交通局领导，抽调南方局秘书长饶卫华为华南交通总站站长，配备卢伟良、肖桂昌、黄华、曾浪波（曾昌明）、王福田等一批专职交通员。1930年底，由于广东省委内部交通员莫叔宝叛变，南方局遭到严重破坏，饶卫华被迫撤离香港，王弼、李少石负责华南交通总站的工作。



饶卫华





李少石

         香港交通站当时设在李少石、廖梦醒夫妇家，对面是个停尸房。廖梦醒专门负责抄写上海中央与苏区往来的文件，她将文件藏在钢琴底下。从苏区来的文件，装的都是大袋子，是用草纸写的，字很大；中央给苏区的文件是写在好一点的纸上，用很细的笔抄写的，有的是用针抄的，字很小，只有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



廖梦醒、李少石结婚一周年纪念照

         以华南交通总站为中枢，中共中央在南方构建了一条安全有效的地下运输网。华南交通总站除了担负为苏区购买各种器材、药品等繁重任务外，还要接待、护送中央从上海送出来的干部。可以说，这个站点既是身处白区的党中央与苏区之间一个极重要的联络点，也是整条交通线上连接粤东、闽西段的重要连接点。

参考书目：

1、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中共汕头市党史资料征集研究领导小组编：《红色交通线》，广东省内部刊物1986年版。

2、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龙岩原闽粤赣边老同志联谊会编：《中央红色交通线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