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开创的革命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它为中国革命史写上光辉的一页。

        1923年6月12—20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正式实行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创举。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员在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这就开创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一、中共“三大”开创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并使之成为得到工农群众和广大人民支持的革命政党，促进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共产党也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大好时机，广泛开展工农运动，掀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通过合作，两党的组织都得到空前发展和壮大，形成互利、双赢的大好局面，从而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横行，列强侵蚀，内乱不已，国难正殷。先后有袁世凱称帝，张勋复辟，段祺瑞也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原来的国会，重任国务总理。国难当头，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领导开展“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先后两次“护法运动”，但都以失败告终。特别是他信任有加、期望殷切的粤军将领陈炯明掉头反噬，出兵攻打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仅有的广东革命根据地也将丢失；许多原来与他共同奋斗的同志也因失败而离开了他，中国国民党濒于瓦解。此时的孙中山先生，已陷入了极其艰难困苦的境地，他沉痛地说：“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①] 中国往哪里去？已成为孙中山先生日夜苦思的主要课题。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给孙中山带来了希望，他对宋庆龄说：“十月革命使人类产生了大希望，从今以后只有沿着苏维埃指出的道路，革命才能胜利。”[②] 1918年夏，孙中山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宣告：“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奋斗，表示十分敬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列宁收到孙中山的贺电，立即委托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表达了俄中兄弟般的革命情谊，说：“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并呼吁两党“共同进行斗争”。[③]这封复信，对于当时正处在艰难时刻的孙中山来说，无疑是个莫大的鼓舞。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书中说：“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④]

        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北伐大本营，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党人张太雷，双方商谈多日。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革命的情况；共同探讨国民党同苏俄建立联系的时机和方式；马林还向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和谋求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三点建议。孙中山对此表示十分赞同。[⑤]马林、张太雷此次来访，使孙中山进一步了解苏俄和中共，他致电在广州的廖仲恺和汪精卫称：“今闻马林言，始悉苏俄行共产主义后，以深感困难，乃改行新经济政策。此种新经济政策，其精神与余所主张之民生主义不谋而合。余深信苏俄能先实行与余之主义相符之政策，益信余之主义切合实行，终必能成功也。”[⑥]

        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采取积极的态度与国民党合作：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提出“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 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确定了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思想。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中央特别会议，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作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的决定。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李大钊、林祖涵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在上海频频会见孙中山。他们讨论各种政治问题，或商谈国共两党合作。孙中山对李大钊的思想、学识和为人，尤为好感，他们“畅谈不厌，几乎忘食”。与马林一同来华的苏俄全权代表越飞，也同孙中山取得了联系，并给他以深刻的影响，孙中山才定下改组国民党的决心。1922年秋，孙中山先后召开了3次会议做改造国民党的准备工作，邀请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共产党人参加。1923年1月，孙中山与越飞共同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标志着孙中山与苏俄和中共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妥善解决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的方针政策问题，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并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应保持党在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性，保持“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帮助国民党使之成为左翼政党。

         国共一经合作，革命声势就更加浩大。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做了许多工作，把国民革命运动推向新高潮。

         首先，协助孙中山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使之成为革命联盟的组织，领导全国开展国民革命运动。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国际顾问，对大会的筹备和召开起了重要作用。大会挫败了国民党右派分子的阴谋，通过了《国民党笫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新三民主义不但具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内容，而且实际上把三民主义和大会所确定的“三大政策”结合起来，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共同纲领。许多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的领导班子，如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张国焘等为候补委员。随后，各省、市的国民党党部，也都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为骨干，进行改组。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组织。

        其次，开展声势浩大的工农群众运动，壮大了革命力量。中共“三大”召开后，工农群众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发展迅猛。原先遭破坏的工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华全国总工会、农民协会也陆续成立起来。前后三、四年，工会组织发展到500多万人，农民协会也发展到千多万人。农民自卫军也纷纷组织起来。

        国共实行合作，国民党的组织很快得到长足发展：合作前，全国只有广东、上海、四川和山东少数几个地方有国民党的组织，其他大部分省、市没有建立。合作后，逐步在各省、市建立执行部，开展党务工作。各省、市国民党的组织，不少是在共产党员的主持或参与下，筹备和建立起来的。仅2年时间，到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时，“已有正式党部12处，特别党部4处，临时省党部9处。除新疆、云南、贵州外，党部几乎遍及全国”。[⑦]党员人数迅猛增加，1926年比1925年“增加了6倍”。[⑧] 同样，共产党的组织也在国共合作中得到很大发展，1923年“三大”召开时，只有党员420人，1925年1月“四大”时990人，1926年10月18526人，1927年4月增加到57900余人。

笫三，创建革命武装，进行东征、南讨和北伐，平定了军阀之乱。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帮助下，孙中山于1924年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官学校，聘请苏联顾问，学习苏联红军的建军经验，建立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制度。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熊雄、聂荣臻等担任政治、教育工作。黄埔军校培养出大批军事干部，成为革命军队的主要骨干。黄埔军校学生军，于1925年先后两次东征，肃清了盘踞在潮汕和惠州一带的陈炯明叛军。接着，又平定了反对广东革命政府的南路军阀邓本殷部，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    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采取果断措施，平定了英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联合发动的广州商团叛乱，使广东革命政权得到初步稳定。1926年的北伐战争，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的配合，在半年多的时间，打败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约40万反动军队，收复了半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为北伐军先遣队，在湖北汀泗桥、贺胜桥击溃了吴佩孚主力，成为威震一时的“铁军”称号。

        实践证明，国共两党实行合作，能收到互相帮助，互相促进，整齐步调，共同前进的良好效果；又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积极作用，共同推进国民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所以合则互利，合则双赢，对革命有帮助，对人民有利益，对国家有贡献，这是实践证明了的事实。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共合作最后破裂了，这是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和新军阀势力，在1927年后加紧反革命扩张，先是反对迁都革命中心武汉，接着公开亮出反共旗帜，在各地接连制造一系列反革命叛变事件。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四一二”政变，接着提出所谓“清党”，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汪精卫集团也于这年7月15日在武汉“分共”，致使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遭到失败。这是国共合作史上惨痛的教训。与此同时，共产党内部也出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党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也应引以为戒。

        二、继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当国家遭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发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发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威力，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入侵我国沈阳，不到3个月，占领了东北全境。紧接着又在上海挑起侵略战争。在此国土沦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首先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捐弃前嫌，集中一切国力抗日救国”。1934年4月，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经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等大批爱国人士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要求立即实现全体海、陆、空军和全体人民总动员，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1935年8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并提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确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然而，蒋介石集团不仅对日本侵略一再妥协退让，而且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全力“剿共”。从1939年12月，至1943年7月，先后发动了3次反共高潮，重兵进攻解放区。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郑重提出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国共产党向蒋介石表达了联合抗日的真诚愿望。

        由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推动，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张学良、十七路军杨虎城采用兵谏办法，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中共力主和平解决，出面调陈，使蒋介石接受停战议和，联共抗日。“西安事变”为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也成为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为了尽快实现国共合作，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屆三中全会，提出5项国策和4项保证，作了积极的、有原则的让步，促使蒋介石在其三中全会上也承认要与共产党谈判并停止武装冲突。此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又进行多次谈判。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共产党立即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发通电促蒋介石发动全国抗战的决心。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在存亡危急之秋，不应计较过去的一切，而应当与全国国民一起“彻底更始”，团结御侮。并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从以上系列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中，确实起了主导作用。诚然，国民党在这次重新合作中，也作了有限度的政策转变和让步，如停止內战，一致对外，联合抗日，承认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地位等,说明在民族存亡关头，能以民族大义为重，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如果没有国民党这个态度，第二次国共合作也不可能形成。所以也应该肯定国民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的重要作用。

        这次国共两党合作，首先是军事上的合作。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拥有200多万军队,又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是中国最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开展有着决定性意义；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至1945年发展到127万,解放区民兵268万,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战场,抗击了在华半数以上的日军和绝大部分伪军，并在最后阶段对日、伪军实行反攻，在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中，起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这样，对日作战便形成了两个战场：一个是由国民党军队负担的正面战场；一个是由共产党军队负担的敌后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互相配合,构成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两个部分，正如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的《创刊词》中说:“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而敌后的游击战争又“钳制了大量的敌军,配合了正面主力军的作战”。尤其是抗战的中后期，敌后解放区战场显示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两个战场同心抗敌,给日本侵略军以有力的打击。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初期比较努力，许多官兵英勇杀敌,为国捐躯，可歌可泣。如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就是在豫鄂会战时，殒身报国。著名的台儿庄战役，李宗仁指挥，歼灭日军矶谷师团2万余人，使日本侵略军在前线遭受严重损失，后方兵力也被削弱，从而出现有利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局势。从平津战役到广州、武汉失守的一年另三个月战斗中，国民党军虽然遭受不少挫折和失败，但其最大的成绩，是使日本侵略者企图以“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梦想彻底破产，起到了抗击日军入侵的主要作用。此外，国民政府军委会除派一部分军队到敌后外，还派出远征军进入缅甸，配合盟军作战，为国际反法西斯作贡献。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起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形成了广大的敌后解放区战场。解放区军民进行了频繁的、顽強的、英勇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也是它推行“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等一套侵略政策的最大障碍。共产党军队作战英勇，1937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打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歼灭日军精锐部队板垣1000多人，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1940年秋冬间，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百团大战”，大小战斗1824次，攻克敌人据点293个，歼灭日、伪军25800多人。这场战役给敌伪极大打击，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威望。在8年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3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苏军对日作战，沉重地打击了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中国军队也随即进入全面反攻阶段。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各抗日根据地对日、伪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

        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4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裕仁天王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日军大本营命令日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自卫可以采取战斗行为”。由于日军投降又不放下武器,中共领导的军队反攻作战仍在继续进行，8月11日起的全面反攻作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共解放县以上城市150座。

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在华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胜利结束。

         抗日战争能够取得胜利，应该归功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国共两党合作起来，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打日本鬼子，才能旗开得胜，马到功成。试问日本侵略者已侵吞华夏半壁江山，蒋介石还在“攘外必先安内”，发动自己人打自己人，日本鬼子会被赶出我们的国土吗？

从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事实，使人清楚地看到，国共两党能够忠诚携手，就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坚无不摧，所向披靡，大功告成！

         三、继续贯彻执行党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呼吁国共实行第三次合作，实现和平统一祖国大业。

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是举国上下关心的头等大事。台湾问题，是內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从建国到1955年初，我们是以武力谋求“解放台湾”。1955到1978年底，采用武力解放与和平解放两种形式并存，強调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但仍立足于非和平功式的准备。1978年底，党的十一屆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台方针政策作了重要调整，放弃“解放台湾”的提法，将和平统一祖国确定为根本的战略指导思想，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目的是针对外国势力企图干涉中国统一和所谓“台湾独立”。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向海内外昭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1981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9项具体方针政策。同年10月，国家主席胡耀邦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讲话中，再次阐述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政协六屆一次会仪上，更进一步提出：实现祖国统一后，国共两党持久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互为补充，互相支援，在统一的大前提下，一切问题可通过共同商量，求得合情合理解决。再一次表明全国各族人民要求实现大统一、大团结的真诚愿望。1984年10月，邓小平总书记在北京《瞭望》周刊发表了关于“一国两制”的谈话，创造性地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战略构想。至此，中国共产党以“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最终形成了。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可以实行两种制度，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特区和台湾，不要求放弃资本主义制度。这是我国一项长期战略决策，绝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某些人说的“统战阴谋”。“一国两制”方针本身，就体现着照顾历史、照顾现实和互不损害的原则，何来“阴谋”？它是出于盱衡国际国内形势，为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需要，出于保持台湾的政治安定和经济繁荣，并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发挥积极作用的需要而郑重作出的。它反映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得到各方同胞的衷心拥护，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坦荡胸怀，表现了共产党人对整个中华民族负责的高度责任感。

        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主席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谈话，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提出8项主张，成为主导两岸关系的纲领性文件。胡锦涛主席今年4月访美，对布什总统明确表示：“我们将继续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

        从上述系列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仍在继续贯彻执行“三大”制订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真诚地为维护国家的统一作不懈努力。

        在台湾，有一小撮台籍民族分裂分子，从上世纪40年代中叶开始，分別在岛内外活动，妄图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1986年民进党成立后，台独分子从分散隐蔽走向组织化、公开化，分裂活动也由言论发展到行动。全岛性“台独”组织达30多个。1992年下半年，民进党内形成“务实派”和“激进派”。1976年10月，部分激进势力以“民进党已放弃独立建国理想”为由，另组“建国党”，造成“台独”势力公开分裂。李登辉、陈水扁执政，“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政策已经定型。陈水扁自2002年7月以来，发表了一系列“台独”言论，公然鼓吹“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跟对岸中国一边一国”，要用公民投票方式决定“台湾的前途、命运和现状”。他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和“九二共识”。近来竟然决定终止“国统纲领”、“国统会”，在“法理独立”的道路上迈出了严重的一步。这就彻底暴露了陈水扁完全继承李登辉“两国论”的衣钵，走上与13亿中国人民为敌的道路。

        陈水扁搞“台独”和实行“对抗中国”的政策不得人心，他的政权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首先，从经济来说，陈水扁上台6年，台湾经济已从亚洲“四小龙”之首沦为之尾。亚洲地区的中国大陆、香港、韩国和新加坡等，都经历着近年难得一见的繁荣，而台湾却明显胶着不前，欠缺生气。陈水扁“积极管理”两岸政策，更使台湾经济雪上加霜。其次，在內政上，蓝绿两大阵营恶斗愈演愈烈，民进党朝小野大的执政困局非但没有改善，政府民望反因弊案接二连三爆发而屡创新低。最近发生的陈水扁女婿赵建铭台开案件，酿成国、亲等在野党提出罢免陈水扁总统职务。其三，在外交上，与台湾所谓邦交国，掉了一个又一个，陈水扁任内就有6次断交的纪录，整体邦交国跌剩25个，这就透露出台湾外交战场已走进穷途末路的危险讯息。其四，在两岸关系上，陈水扁执意全力推动台湾成为“正常完整的国家”，发动一系列的包括“正名”、“制宪”在內的活动，強势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得到13亿中国人民包括海外华人的反对，也激怒了美国。

        中国共产党从统一国家的愿望出发，也出于关心台湾骨肉同胞，正在一如既往地积极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呼吁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我们与国民党有共同的奋斗目标，两党都承认一个中国，两党都反对“台独”，两党都认为祖国必需统一，两党都负有把国家建设成为富裕强盛、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强国。

        国共两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兄弟般的血缘关系，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在困难的时刻，就要找共产党合作，建立兄弟般的亲密关系；共产党也真诚以身相许，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忠诚系手，共同奋斗，终于取得国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我们要永远记住这段难忘的历史，要发扬光大，要继续实践，为祖国的强盛、为人民的幸福而再度系手合作。

令人欢欣鼓舞的是，2005年4月，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生访问大陆，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热情接待，实现了60年来两党主要领导人首次会谈。胡、连会谈，达成3点共同体认和5项“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这次会谈，预讯国共第三次合作佳音，意义十分重大。接着，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也相继访问大陆，共同表示反对“台独”，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心愿。今年4月，在北京召开有300人参加的“两岸经贸论坛”，胡锦涛再会连战，双方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出4点建议。经贸论坛会刚结束，大陆出台惠及台湾骨肉同胞的15项政策措施，向台湾人民献厚礼！也是向台当局释放善意，得到台胞广泛好评。2006年3月，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访问美国，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发表演说时，提出“五不”主张，即不宣布台湾独立、不更改国号、不推动“两国论”入宪、不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和不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此“五不”，就是陈水扁上任“总统”时所表示、后又自我毁诺的“四不一没有”。马英九提出“五不”，就是与陈水扁对着干。

        目前形势十分有利于实现和平统一祖国，我们必须继续深入贯彻执行中共“三大”制订的、党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希望国民党当局认清形势，捐弃前嫌，坚定信心，排除万难，像孙中生先生当年那样，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高举国共合作义旗，团结国内外爱国力量，共同奋斗！一个富強康乐的伟大的新中国，定能屹立在地球的东方，为世界人类的美好作不懈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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