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66年董必武为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题写的歌颂诗句,表达了他对毛泽东先后在广州和武汉主办农讲所的赞誉和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继1926年举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后,毛泽东又于1927年在武昌红巷13号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简称武昌农讲所),实行全国招生,为中国革命事业培育了一大批农民运动骨干。
1927年的武昌农讲所大门
(一)
更向华中建赤旌
——武昌农讲所的创办经过
为了培养农运骨干,经彭湃等共产党人提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年7月起,广州农讲所在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相继主持下,连续举办六届,培训了800多名农运骨干。
其中,1926年5月至9月,由毛泽东任所长的第六届广州农讲所规模最大,招生范围最广,学习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在全国20个省区招收了327名学生。毛泽东同志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广州首次讲授。学生们在广州农讲所学习革命理论,接受军事训练,参加社会实践,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播撒革命火种,领导开展农民运动和革命斗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6年10月,随着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大革命中心由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全国工农运动迅猛发展,湖北、湖南等北伐军占领地区的农民运动更是怒潮澎湃。
农民运动深入发展,急需大批农运干部到乡间去领导农民开展革命斗争。早在1926年3月,毛泽东就在国民党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上提出:“目前各省农民运动应以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时经过之区域,如赣、鄂、直、鲁、豫诸省”。9月,毛泽东在他为第六届广州农讲所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序《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提到:“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11月,毛泽东到上海就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在他主持下,中共中央农委拟定的《目前农运计划》中提出了“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计划。12月初,毛泽东乘船溯江而上,由上海来到武汉。他的湘鄂赣三省合办农讲所的提议,得到了以董必武为首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有力支持,确定以武昌高级商业学校为农讲所校址。
1927年1月16日,成立湘鄂赣农讲所筹备处,三省国民党党部共推举8名工作人员(其中,湖南省为毛泽东、陈克文、周以栗,湖北省为陈荫林、张眉轩、李汉俊,江西省为王礼锡、龚式农)。计划招收学生600名。
毛泽东
正当湘鄂赣农讲所筹备就绪时,南昌方面忽然传出“取消农讲所”。这是反动势力企图取消农讲所的阴谋。筹备处一方面抓紧筹备工作,另一方面积极争取已迁至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支持,遂将湘鄂赣农讲所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校址仍旧,组织章程及课程内容依原来规定稍加修改。
武昌农讲所组织架构
武昌农讲所的领导机构采取委员会制,实行集体领导。委员会设常务委员3人,由毛泽东、邓演达、陈克文担任。邓演达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是国民党左派,但他政务繁忙,工作重心并不在农讲所。
陈克文作为农民部秘书,需负责部务日常工作,也不能经常到农讲所。全所工作实际由毛泽东主持,制定教育方针、教学计划,聘请教员以及政治活动、思想工作、学员生活等都由毛泽东确定并进行具体规划和安排。
在常务委员之下设教务处、训练处、事务处,各处设主任1人,干事若干人。教务处由周以栗负责。周以栗是共产党员,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训练处由陈克文兼任。事务处则由季刚负责,他是一位善于管理的实干家,所里的财务、医疗、伙食等都安排得有条不紊。
武昌农讲所常委办公室
武昌农讲所于1927年3月7日正式上课,学生有700余名,后陆续增加到800余名,由17个省选送而来。4月4日,举行开学典礼。邓演达主持大会并讲话,他说:“农所学生们不是为求官而来……我们要穿着破衣服、脏衣服,带着虱子去争斗,以求卸去我们的脏破衣服,得到我们的一切。”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讲话,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彭泽民、中央监察委员高语罕、湖北省党部代表邓初民,广东省农民协会委员长彭湃以及国际工人代表团的英、美、法、俄代表都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后出了开学纪念刊,并发表开学宣言。
1927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纪念特刊》
武昌农讲所分为四个班教学。三个班设在本所,计划学习四个月毕业;一个班设在花园山,为特别训练班,学生多是河南、山东等省的农民,学习一个月毕业。后来由于特别训练班的学生耽搁了一些时间,另外三个班又提前毕业,四个班实际上都是6月19日结束。
第一期学生毕业以后,又拟定了第二期招生计划。由于全国形势迅速逆转,汪精卫反动集团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武昌农讲所被迫结束了。
(二)
怎样做一个农讲所的学生
——武昌农讲所学生的培养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中明确提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是要训练一般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出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方法,更锻炼着有农运的决心。几个月后,都跑到乡间,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大本营。”为了达到培养目标,武昌农讲所进行了周密安排,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其一,注重提高学生的政治素质,积极引导他们进行自觉的思想改造。
武昌农讲所在招生时,就把思想政治素质作为入学考察的重要指标。当时规定的入学条件有:革命观点确定;毕业后,决心回到乡村做农民运动,无它异想者;身体强健耐劳;能在农讲所服从严厉之军操,到乡间能走远路者;中学毕业或肄业者,高小毕业常识较优者,小学教师;年龄在18岁以上,35岁以下。同时,还规定了对从事农运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运积极分子,可优先录取,以“来自乡间为最好”。
学生进校后,就组织他们开展讨论“怎样做一个农讲所的学生”等问题,经过热烈而认真地讨论,师生共同制订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规约》开篇就提出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后又回答:“我们进来这里的惟一目的,是研究革命的理论和行动,我们的责任,是唤起广大的农民群众,领导他们起来,打倒我们的敌人,解除农民群众的痛苦。”《规约》中提出了12条必须遵守的纪律,并对违反规定者提出了7项处置条款。
1927年《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
在启发学生自我教育的同时,农讲所教职员还经常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据学生回忆,毛泽东曾多次跟同学们散步谈心,指导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引导学生逐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其二,实行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
毛泽东是第六届广州农讲所所长。他总结了广州历届农讲所的办学经验,用以指导武昌农讲所的教学活动。因此,武昌农讲所自始至终十分注重引导学生参加校外实际斗争,到农村去做社会调查,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提高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学会从事农民运动的工作方法,使毛泽东在广州农讲所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得到继承和发展。
武昌农讲所上课的大教室
武昌农讲所在课程设置上颇费匠心。开设的课程有:“三民主义”“各国革命史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农民运动理论及策略”“中国农民运动及其趋势”“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等近30种之多。讲授时间最多的是毛泽东主讲的“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等课程。既有比较全面的基础理论知识,又有农民运动的基本工作方法和知识,充分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原则。
武昌农讲所对教员的选择也很慎重,选聘了一大批著名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来农讲所讲课或讲演,其中有恽代英、瞿秋白、李立三、彭湃、方志敏、于树德、李达、李汉俊、邓初民等。在讲课中,他们能较好地把马列主义的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深入浅出,既保证了各自课程的政治方向,又获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武昌农讲所科目及教员表
1927年,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十分激烈,农民运动到底如何?一二月间,毛泽东到湖南做了32天的考察工作,回到武昌都府堤41号,写下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佐证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必须解决土地问题等重要论断,提出了领导农民运动、组建农民武装等正确主张,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在理论上为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进行了有益探索。为了澄清社会上种种议论,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毛泽东在武昌农讲所首次讲授了《报告》。他的讲课内容丰富、生动形象、深入浅出,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在武昌农讲所讲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参考毛泽东在第六届广州农讲所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武昌农讲所也编印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供学生及全国各地的农运工作者学习参考。毛泽东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就是这套丛书中的一种。
此外,武昌农讲所专门设有农民问题讨论会,组织教职员和学生一起讨论农民问题,如土地问题、武装问题、乡村自治问题等。同时,组织学生到武昌周边的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并向农民宣传革命的道理。
其三,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
武昌农讲所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反复强调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把军事训练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规约》中明确提出:“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大家要深切明了这个意义。若以为这是用军事的力量来干涉我们的生活,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
武昌农讲所学生进行军事训练的大操场
农讲所设有军事教育委员会,聘有军事教官。教官多为黄埔军校毕业的军人,他们有较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军事理论知识。学生实行军事编制,全校成立总队部,总队部下设4个大队和1个特别训练队。学生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一天的作息统一由军号指挥。有学生回忆:“清晨军号一响,就得迅速起床,穿好服装,打好绑腿,系好皮带,穿好草鞋,整好内务,携枪奔赴操场集合进行早操。闻号声收操。”晚上,学生们轮流站岗放哨,间或进行紧急集合或夜战实习。紧急集合要求5分钟内全副武装集合完毕,并做到没有一点响声。
武昌农讲所学生宿舍
武昌农讲所的军事技能的训练主要有:各种步枪和手枪的结构、性能及保养,各种地形、地物的识别运用,夜间步哨、班哨、排哨的职责及配备,夜间行军、作战的有关知识等。军事常识则讲授内外线作战、遭遇战、渡河战、山地战、巷战、攻坚战、堵截战及防御战等方面的知识。
通过这些训练,以养成农讲所学生“集体生活习惯与自觉的纪律性”,养成“耐劳苦和不畏艰险的革命军人的性格”。为他们将来回到乡间组织农民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四,组织学生参加革命斗争。
列宁曾说:“如果学习、教育和训练只限于学校以内,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这样的教育方式我们是不会信赖的。”武昌农讲所积极组织学生投入革命斗争,在现实斗争中锻炼成长。
1927年春,革命形势迅速恶化,蒋介石逐步露出反革命的真面目。反革命集团先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阳新惨案和赣州惨案。在这“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的严峻时刻,武昌农讲所教育学生,高举革命旗帜,站在反蒋斗争的最前列。3月26日上午,农讲所全体师生在校内大操场集合,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滔天罪行。大会一致通过了依法严惩蒋介石的请愿书,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当天下午,又在农讲所大操场举行了有各界群众参加的“追悼阳新、赣州死难烈士大会”。这是一次追悼大会,又是一次动员反蒋的誓师大会。
参加平息麻城县“红枪会”匪徒的暴乱,是武昌农讲所学生的又一壮举。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反革命同盟以“红枪会”为骨干,纠合万余人,在麻城县发动武装暴乱。中共麻城县特别支部和县农民协会立即组织力量进行抵抗,但因敌众我寡,形势十分危急。农讲所立即派遣学生200人,会同其他部队,火速驰援麻城。经过几天的英勇战斗,学生军连摧匪巢十余处,打死匪徒头目和土豪劣绅百余人,取得了麻城剿匪的大胜利。
武昌农讲所学生军击溃红枪会的地方——麻城方家湾
与此同时,农讲所留校学生参加了平息夏斗寅叛变的战斗,他们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学生和武汉工人纠察队组成中央独立师,在叶挺统一指挥下经过顽强战斗,打垮了夏斗寅的叛军,保卫了大革命的中心——武汉。在这期间,农讲所学生还担负了守卫武昌城的任务,为保卫武汉、粉碎叛军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农民革命大本营
——武昌农讲所的历史作用
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国大地的上空乌云翻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鲜血染红了神州大地,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中国人民轰轰烈烈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失败了。武昌农讲所学生遵循中国共产党的指示,高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深入农村,发动农民,组织和领导农民武装斗争。他们有的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有的则组织和领导了各地的武装起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27年6月19日,武昌农讲所举行第一期学生毕业典礼。典礼上,每位学生领到一枚铜质五星证章,上面镌有金色犁头和“农村革命”四个字,它指引着农讲所学生今后实际工作的正确方向。会后,大部分学生回到自己家乡担任农民协会特派员,少数被派往部队。同时留了一部分转入农政训练班继续学习。这个训练班是为培养农村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的骨干而创办的,由于形势的迅速恶化,训练班并未开学。根据党的指示,他们秘密离开武汉,经九江到南昌,编入贺龙指挥的20军教导团,参加了南昌起义。
同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正在修水一带坚持秘密工作的农讲所学生陈秋光,立即带领农民一百多人,在起义军经过的地方,动员和组织群众,支援起义部队,发展革命势力。9月底,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决定对队伍进行改编。10月初,前委决定对井冈山地区的农民武装袁文才、王佐部队采取团结改造方针。此时,在袁文才部当教官的农讲所学生陈慕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为改编袁、王部队做了大量工作。袁、王部队改编为红军三十二团,陈慕平任该团第二连连长。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陈慕平做了许多工作,直至1930年牺牲。
李骏从武昌农讲所毕业后回到江西,发动农民,武装农民,领导了于都暴动。刘革非参加了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程伯谦为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作出贡献,戴克敏、汪奠川等参加并领导了黄麻起义。还有一大批武昌农讲所学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有的在中央,有的在地方各省、市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他们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武昌农讲所旧址今貌(牌匾文为周恩来题写的旧址名称)
1958年,在中共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领导下,武昌农讲所旧址纪念馆开始筹建。筹建期间,周恩来为旧址题写“毛泽东同志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随后武昌农讲所旧址按历史风貌修葺、复原,于1963年正式对外开放。现隶属于武汉革命博物馆,是人们游览瞻仰的胜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资料来源:
[1]周斌、全国正编著:《农民革命的课堂——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版
[2]许颖、马志亮著:《武昌老建筑》,武汉出版社2019年版
[3]钟星、宋晓丹:《档案记忆》,2021年第1期